周公人物簡介資料

時間：2023-07-27 09:00:20 宜歡國學常識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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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人物簡介資料

　　在日常生活或是工作學習中，大家一定都或多或少地了解過一些歷史人物，下面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周公人物簡介資料，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周公人物簡介資料

　　周公人物簡介資料

　　周公（生卒年不詳），姬姓名旦，亦稱叔旦。西周開國元勛，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教育家，“元圣”、儒學先驅，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發的弟弟。采邑在周，故稱周公。

　　封于曲阜，留朝執政，長子伯禽就封。武王卒，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霍叔等不服，聯合殷貴族武庚和東夷反叛。他率師東征，平定叛亂，滅奄（今山東曲阜東）后大舉分封諸侯，營建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陽）。又制禮作樂，為西周典章制度的主要創制者，主張 “明德慎罰”，以“禮”治國，奠定了“成康之治”的基礎。

　　周公一生的功績被《尚書大傳》概括為：“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成王。”言論見于《尚書》之《大誥》《康誥》《多士》《無逸》《立政》諸篇。

　　人物生平：

　　輔佐武王

　　周公旦，是周武王姬發之弟。周文王姬昌還在世時，周公非常孝順，忠厚仁愛。到姬發即位，周公經常佐助輔弼姬發，處理很多政務。周文王時，周人已經開始了與商王朝的周旋與斗爭。當初，姬昌取得了商紂王帝辛的信任，殷王賜命姬昌弓矢、斧鉞，可以有征伐之權。姬昌受命七年駕崩，姬發即位，仍以太公望（姜尚）為國師，以周公為輔相。太公望、周公是武王最為得力的助手。周公旦是武王的同胞弟弟，因此無論軍國大事，還是其他的疑難小事，武王總是與周公商討。武王正式即位之年二月，武王在豐地秘密地與周公接觸，武王日夜思慮滅商之事，悄悄地考慮怎樣才能得到諸侯的配合與響應。武王擔心推翻商朝的時機到來后會輕易喪失，就像到了秋天，莊稼已經成熟，如果不去收獲，顆粒會自動落地。周公回答說：“決定的因素在于德。對周人來說，最重要的是要敬尊天命，遠近諸侯都不要冒犯，已經和好的諸侯不要再失去。要繼續修明道德，不要安逸無為，否則會難以收拾”。武王計劃滅商，但也擔心有些事情做不好。在即位第二年一月的一天，武王又把周公召到跟前，對周公說：“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極。敬聽以勤天下。”說自己早晚都在戒備殷人，可不知道最好的辦法。武王向周公求謀，從而恭聽以勤謹地為天下努力。于是，周公又勸誡武王順德謀事。

　　武王九年，在周公的輔佐下，武王東征伐商，兵至孟津，周軍制作了周文王的神主，用車子載著，置于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表示是奉文王之命進行征伐，不敢自己專行。于是昭告各官，要求大家謹敬虔信，自己承襲先人的德業，還明定賞罰，以更好地完成任務。此次觀兵顯然帶有演習的性質，這便于熟悉地形和路線，以利于以后大軍渡河北伐，也可試探商朝的虛實和諸侯的反應。這次會盟，不期而至的有八百諸侯。這對于武王堅定滅商決心，繼續修德待時，是一個更好的促動。

　　在舉行的孟津（今河南省洛陽市孟津縣）會盟與誓師中，也體現了周公敬德的思想。武王先祭祀天神，向東校閱軍隊，一直到達孟津。這次行動，是武王即位后第一次大規模出師。

　　克殷建周

　　商紂王并沒有深刻認識到周人向東方的滲透，依舊頻繁對外征討東夷，對內拒諫飾非，醇酒婦人，酒池肉林，把國內政治搞得一片混亂。周文王死后，周武王即位，以周公為最主要的得力助手，在召公、畢公等幫助下，在孟津觀兵，大會天下諸侯，這是一種進攻前的總演習，也是一種試探。武王十一年，觀兵后的第二年十二月，武王在周公等人的幫助下，統率戰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渡過盟津到達商王畿牧野之地。約前1046年二月甲子凌晨，武王在商郊牧野集眾誓師，誓詞就是《尚書》中的《牧誓》。紂王發兵抵擋，結果紂軍掉轉矛頭，往回沖殺，紂軍潰敗。紂王登上鹿臺，自焚而死。第二天，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在武王左右，向上天和殷民宣布紂王罪狀，正式宣布殷朝滅亡，周朝取而代之，武王為天。。此時周公的地位僅次于武王，周公把的大鉞是一種權力的象征。滅掉殷商之后對如何處置殷商遺民和上層貴族的問題，武王把原來商朝直接統治的地方，分成三部分，邶由紂王之子武庚祿父掌管。衛由蔡叔度掌管，鄘由管叔鮮掌管，史稱“三監”（也有的說管叔、蔡叔、霍叔稱為“三監”。但說霍叔為“三監”之一，《史記》《漢書》等都不載）。管叔的封地在管，蔡叔的封地在蔡。封周公之子伯禽于奄。封太公望于營丘。封召公奭于燕。

　　分陜而治

　　武王滅商二年后去世，成王幼小，尚在襁褓之中。周公怕天下人聽說武王死而背叛朝廷，就登位替成王代為處理政務，主持國家大權。管叔和他的諸弟在國中散布流言說：“周公將對成王不利。”周公就告訴太公望、召公奭（shì，式）說：“武王早逝，成王年幼，只是為了完成穩定周朝之大業，我才這樣做。”西周初年周公輔佐天子周成王東征滅掉了伙同武庚叛亂的奄國，分封周公長子伯禽于奄國故土，沿用周公初封地“魯”稱號建立魯國，國都為曲阜，疆域在泰山以南，今山東省南部。當時，西周天下很不穩定，周公旦和召公奭二人遂決定分陜而治。“陜”即今三門峽一帶，《水經注》說是老陜州城一帶（陜陌），《括地志》則說指陜塬（今三門峽陜縣張汴塬）。當年周、召二公商定，鑿了一根高三米五的石柱栽于分界之處，稱作“立柱為界”。周公、召公以“陜”為分界線，把周王朝的統治區分為東西兩大行政區，周公管理陜之東，召公管理陜之西（陜西之名，即淵源于此）。這根石柱，當年就栽在分界之處，是中國最早的界石。

　　周召分陜之后，周公旦就可以把主要的精力用于防備殷商遺民的反叛，穩定東部新拓展的領地；而召公奭的責任就是進一步開發黃河中游地區的農業生產，建立鞏固的經濟后方，為周王朝進一步開拓疆土解除后顧之憂。

　　二次東征

　　管叔、蔡叔勾結紂王的兒子武庚，并聯合東夷部族反叛周朝。周公乃奉成王之命，舉兵東征，寫了《大誥》。周公順利地討平了三監的叛亂，誅斬管叔，殺掉武庚，流放蔡叔。收伏殷之遺民，封康叔于衛，封微子于宋，讓他奉行殷之祭祀。周公討平管蔡之后，乘勝向東方進軍，滅掉了奄國（今山東曲阜）等五十多個國家，把飛廉趕到海邊殺掉。從此周的勢力延伸到海邊。平定淮夷及東部其他地區，二年時間全部完成。諸侯都宗順周王朝。武王克商只是打擊了商王朝的核心部分，直到周公東征才掃清了它的外圍勢力。三年的東征滅國盡管有五十個左右，而占領地的鞏固和擴大還是在分封同姓之后。東征以后，周人再也不是西方的“小邦周”，而成為東至海，南至淮河流域，北至遼東的泱泱大國了。周公東征象疾風驟雨席卷了大河下游，攪動了原有氏族部落的格局。徐國一部分逃到江南（今江西）；一部分東夷被趕到淮河流域；嬴姓西遷；楚國逃到丹水流域。東征的戰斗是殘酷而激烈的，戰士們跟著周公東征，斧子砍出了缺口，縱使飽經戰斗的苦楚，能夠生還是很幸運的了。東征的戰士思念家鄉，一旦解甲歸田，心中充滿了種種遐想，《詩經·豳風·東山》，就是這種心理的生動寫照。再也不是內外交困，戰斗之前的那種“風雨所飄搖，予唯音噍噍”的局面了。

　　以藩屏周

　　周公旦平叛以后，為了加強對東方的控制，正式建議周成王把國都遷到成周洛邑（今洛陽）。同時把在戰爭中俘獲的大批商朝貴族即“殷頑民”遷居洛邑，派召公在洛邑駐兵八師，對他們加強監督。如何統治被征服的地區，是戰爭勝利之后的大問題，殷人滅夏、周人滅殷，都是拱衛國都的周邊封國被滅導致的，如夏末的韋，顧，昆吾皆是異姓諸侯，“韋，顧既伐，昆吾夏桀”。而商末的黎，邘，崇等是商西部的拱衛者，周文王伐滅后，武王則可以長驅直入抵商都附近的牧野滅紂。武庚和奄國、淮夷的叛亂，表明重要地區不能再用舊的氏族首領，必須分封周族中最可信賴的成員到國都的周邊拱衛王都，這和武王時期的分封已經有本質的不同。

　　建都洛邑后，周公旦開始實行封邦建國的方針。他先后建置七十一個封國，把武王十五個兄弟和十六個功臣，封到封國去做諸侯，以作為捍衛王室的屏藩。另外在封國內普遍推行井田制，將土地統一規劃，鞏固和加強了周王朝的經濟基礎。

　　周公旦封小弟康叔為衛君，令其駐守故商墟，以管理那里的商朝遺民。分給他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錆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多是些有某種手工藝專長的氏族。康叔封地不僅面積大，而且統有八師兵力，以防止殷民的再度反抗。姜太公原被封為齊侯，都營丘（今山東臨淄北）。周公讓召公封給太公的土地是“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同時還具有專征專伐的特權，“五侯九伯，實得征之。”營丘附近還有許多小國，太公就封時東夷萊人就和他爭地。齊國先后滅掉這些小國，而成為東方大國。周的同姓召公奭被封到燕，召公長子在平叛之后才就封，建都于薊（今北京一帶）。燕是周王朝東北方的屏障。它的設立可以切斷殷商舊族和他的北方同姓孤竹國的聯系。

　　三監之亂，微子沒有參加。周公平叛之后命他代表殷人后代，奉祀殷的先公先王，立國于宋（今河南商丘），后來宋成為有名的大國。宋的西面有姒姓杞國（夏禹的后代，今河南杞縣），西南有媯姓的陳（虞舜的后代，今河南淮陽），北面還有一些小國。宋處在諸國包圍之中。

　　除去上述國家之外，周公還分封了大量的同姓國和異姓國。據《荀子·儒效》記載，周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富良說，“周公弟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成、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可見周公分封的大大小小的國家，數不在少。

　　卜都定鼎

　　據何尊銘文載，周武王滅商后，由于鎬京偏西，不能控制殷商舊族廣泛分布的東方地區，就提出過在天下的中心建都的設想，武王還曾為此夜不能寐，對周公嘆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為鞏固新政權，周武王曾考察過伊﹑洛二水一帶的“有夏之居”，準備此建設新的都邑，但未能全面實行便駕崩離去。周公二次克殷后，對東方遼闊疆域的開拓，迫切要求統治重心的東移。周公秉承武王遺志，建洛邑，在東征平叛以后，這件事更具有緊迫性，召公先去相地卜宅“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

　　洛邑位于伊水和洛水流經的伊洛盆地中心，地勢平坦，土壤肥沃，南望龍門山，北倚邙山，群山環抱，地勢險要。伊、洛、瀍、澗四水匯流其間。據東西交通的咽喉要道。順大河而下，可達殷人故地。順洛水，可達齊、魯。南有汝、潁二水，可達徐夷、淮夷。伊、洛盆地確實是建都的好地方。

　　周公執政的第五年，正式開始大規模營建成周洛邑。三月初五，召公先來到洛邑，經過占卜，把城址確定在澗水和洛水的交匯處，并進而規劃城廓、宗廟、朝、市的具體位置，五月十一日規劃成功。第二天，周公來到洛邑，全面視察了新邑規劃，重新占卜，卜兆表明瀍水西和澗水東，洛水之濱營建新都大吉。對于周公營建洛邑的過程，在《尚書》中也有有簡明扼要的描寫：據《尚書·召誥》載：公元前1039年二月的一天，周成王派遣太保召公前往洛邑，勘察建都基地，名曰“相宅”。三月五日，召公到達洛邑，經“卜宅”得到吉兆后便正式奠基動工。同年三月十二日，周公來到洛邑。二十一日，在舉行了盛大的祭祀儀式后，他向殷商貴族和各諸侯國的首領發布了營建洛邑的命令。自此，揭開了大規模營建“大邑周”的序幕。

　　由周公主持營建的洛邑被稱為“成周”或“新邑”等，是一座規模宏大的都城，據《逸周書．作雒解》記述：“堀方千七百二丈，郛方七七里。以為天下之大湊”，“設丘兆于南郊，建大社于國中”。城內的主要建筑有太廟、宗廟（文王廟）、考宮（武王廟）、路寢、明堂等“五宮”。這些宮殿、宗廟的建筑結構均為“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稅、設移、旅楹、畫旅”等式樣，城內還有“內階、玄階、堤唐、應門、庫臺、玄閫”等不同的通道。經過一年左右的時間建成。因此地原有鄂邑，北有郟山，故又稱“郟鄏”。新都為周王所居，又叫“王城”。新邑東郊，瀍水以東殷民住地叫“成周”。據《尚書·洛誥》載：“當年十二月，洛邑初步落成。周王朝舉行了盛大的慶功大典。周公帶領百官，使他們在舊都熟悉禮儀之后，再跟從王前往新邑。周成王在新邑開始用殷禮接見諸侯，在新都洛邑祭祀文王，這些禮節是非常隆重而有條不紊的。

　　制禮作樂

　　成周洛邑建成之后，周公召集天下諸侯舉行盛大慶典。在這里正式冊封天下諸侯，并且宣布各種典章制度，謀劃周王朝的長治久安。

　　據《尚書大傳·康浩》稱：“周公居攝三年，制禮作樂，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物品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后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群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后敢作禮樂。”周公攝政期間，就在繼承《萬》舞的基礎上，于六年制禮作樂時先主持制作了歌頌武王武功的武舞《象》和表現周公、召公分職而治的文舞《酌》，合稱《大武》；七年洛邑告成，為了祭祀文王，周公又主持為傳統的《象》舞配以新的詩歌，制作了表現文王武功的《象》舞。

　　“禮”強調的是“別”，即所謂“尊尊”；“樂”的作用是“和”，即所謂“親親”。有別有和，是鞏固周人內部團結的兩方面。禮所要解決的中心問題是尊卑貴賤的區分，即宗法制，進一步講是繼承制的確立。由于沒有嚴密的繼承制，周公固然可以稱“咸王”，管、蔡也可以因爭王位而背叛王室。小邦周不能不考慮大邦殷的經驗教訓，何況周公對夏殷歷史是了如指掌的。殷代從先妣特祭和兄終弟及的人數有限看，是分了嫡庶的，是子以母貴的。殷是傳弟和傳子的并存，曾導致了“九世之亂”。傳弟終究還要傳子，這本來是生物的規律。傳子和傳弟有傳長、傳幼和傳賢的矛盾。傳弟更有個傳弟之子和傳兄之子的矛盾。這些矛盾的存在，往往導致王室紛爭，王室紛爭又會導致王權衰落，國祚不久。殷代從康丁以后，歷經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紂），明顯地廢除了傳弟制而確立了傳子制。由宗法制必然推演出維護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子尊，諸侯卑的等級森嚴的禮法。這種禮法是隸屬關系的外在化。反過來，它又起到鞏固宗法制的作用，其目的是維護父權制，維護周天子的統治，誰要是違反了禮儀、居室、服飾、用具等等的具體規定，便視為非禮、僭越。周天子能授民授疆土，則必以土地國有為前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在周公文治武功盛極一時的時代，并非虛構。由此引申出來的“田里不鬻”；土地不許買賣，恐怕也出自周公。周公能授給姜太公以專征專伐的特權，那么，“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恐怕是周公時代或更早確立而為周公所法定下來的。為了加強中央王朝對地方的統治，冊封、巡狩、朝覲、貢納等制度，也很可能是周公在總結前代經驗的基礎上確定下來的。

　　致政成王

　　周公旦攝政六年，當成王已經長大，他決定還政于成王。在還政前，周公作《無逸》，以殷商的滅亡為前車之鑒，告誡成王要先知“稼穡之艱難”，不要縱情于聲色、安逸、游玩和田獵。然后“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周公旦退位后，把主要精力用于制禮作樂，繼續完善各種典章法規。周公制禮作樂第二年，也就是周公稱王的第七年，周公把王位徹底交給了成王。《尚書·召誥》、《尚書·洛誥》中周公和成王的對話，大概是在舉行周公退位、成王視事的儀式上，史官記下的。在國家危難的時候，不避艱辛挺身而出，擔當起王的重任；當國家轉危為安，走上順利發展的時候，毅然讓出了王位，這種無畏無私的精神，始終被后代稱頌。

　　但是，周公并沒有因退位而放手不管，成王固然對他挽留，而他也不斷向成王提出告誡，最有名的是《尚書·無逸》。《無逸》開頭就講，知道種地務農的辛勞，才懂得“小人”。父母辛勤務農，而他們的子弟不知道種地的艱辛，就會貪圖安逸乃至妄誕，甚至侮辱他的父母說：“老年人，什么也不懂。”這種不孝的話在當時是決不許講的。《康誥》中還提到，對不孝不友的人要處以刑罰。作一個最高統治者要知道下邊的隱情疾苦，否則就會做出荒誕的事情來。周公接著舉了殷代名君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商湯之孫祖甲，不是莊嚴威懼，勤自約束，“不敢荒寧”，就是久為小人，能保惠小民，不敢侮鰥寡，他們享國都能長久。爾后的殷王，生下來就安逸，不知道務農的辛勞，只是貪圖享樂，因而他們享國也都不長久。周公接下去又舉有周的太王、王季的謙抑謹畏，特別提到文王穿不好的衣服，自奉節儉，參加農業勞動，能“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從早到過午有時連飯都來不及吃，為的是團結萬民。他不敢盤桓逸樂游獵，不索取分外的東西，因而享國也比較長久。周公告誡后代，不許放縱“于觀、于逸、于游、于田（田獵）”，不能寬容自己說：姑且享樂一下，不能象商紂那樣迷亂于酒。如果不聽，就會變亂先王正法，招致民人的怨恨詛咒。有人告訴說：“小人恨你、罵你。”要說自己有錯誤，深自省察，不許含怒，不許亂殺無辜，亂罰無罪。不然，相同的怨忿集中到你一個人身上，那后果是不堪設想的。周公致政三年之后，在豐地養老，不久得了重病，病終前，周公叮囑說：“一定要把我葬在成周，以表示我至死也不能離開成王”。周公死，成王欲葬之于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之后周公被葬于文王墓地畢，成王說：“這表示我不敢以周公為臣”。

　　周公的成就從流傳下來的歷史文獻來看，主要為軍事上，周公在周王朝立足未穩的情況下，二次克殷，統一東方，建立以成周為中心的軍事中心；政治上確立了以宗法制度為核心的嫡長制以及分封制；文化上制禮作樂集周禮之大成。

　　主要成就:

　　1.軍事成就

　　二次克殷

　　滅殷后的第三年，公元前1042年，管叔、蔡叔鼓動起武庚祿父一起叛周。起來響應的有東方的徐、奄、淮夷等幾十個原來同殷商關系密切的大小方國。這對剛剛建立三年多的周朝來說，是個異常沉重的打擊。如果叛亂不加以克服，周王朝就會面臨極大困難，周文王慘淡經營幾十年建立起來的功業就會毀掉。周王室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在王室內部也有人對周公稱王持懷疑態度。這種內外夾攻的局面，使周公處境十分困難。周公首先穩定內部，保持團結，說服太公望和召公奭。周公統一了內部意見之后，第二年（前1023年）舉行東征，討伐管、蔡、武庚，穩定周朝的統治。

　　周公以商朝滅亡和“三監”等武裝反叛活動為鑒，特別重視奴隸主貴族及其子弟的政治道德教育、治術教育和勤政教育，要求“敬德保民”“明德配天”“明德慎刑”“有孝有德”“力農無逸”等，主張充分發揮“頌”“誥”對奴隸主及平民的教育作用，并提出以治績考察、選任官吏的原則。

　　八師戍守

　　二次克殷之后，周公認為有必要擴建直屬國家的武裝力量，于是對三監的軍隊進行收編，又另建了一支八師，主要由周人組成，駐守在以新筑的成周為中心的的河洛地區的政治中心，戍守周天子，所以稱為“成周八師”。成周八師，西周周公東征后，開始駐守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陽）的軍隊。大約二萬人。主要任務是鎮撫南夷。

　　周公將殷移民遷到成周城，又收編西周時期駐守商故地的軍隊，建立殷八師，大約二萬人。主要任務是鎮撫東方及監視殷遺民。　　同時，編制西六師，保衛以鎬京為中心的周人興起之地的西土，因位于西部，所以稱“西六師”，主要由周人組成。成周八師、殷八師、西六師由周天子親自委派的大貴族或大官僚擔任指揮官。由此可見，周天子掌握的軍隊有十數萬人之多，這就有效地保證了奴隸制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

　　政治經濟

　　在政權與各種制度的建設方面，周公繼承損益前代制度，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典章制度，例如封建制度、宗法制度、井田制度等，井然有序，使政治上有君臣上下之分，有等極之別：在宗法上有大宗、小宗之別；在經濟上上分公田、私田，使民不失耕。[32]

　　周在周公之前也沒確立嫡長制，繼太王的不是泰伯和仲雍，而是季歷。武王有兄名伯邑考，文王卻以武王姬發為太子。自周公以后，歷“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除去孝王外直到幽王都是傳子的，這不是偶然的，這種制度即嫡長子繼承制的確立應歸功于周公。嫡長子繼承制確立以后，只有嫡長子有繼承權，這樣就經法律上免除了支庶兄弟爭奪王位，起到穩定和鞏固統治階級秩序的作用。嫡長子繼承制是宗法制的核心內容。周公把宗法制和政治制度結合起來，創立了一套完備的服務于奴隸制的上層建筑。周天子是天下大宗，而姬姓諸侯對周天子說來是小宗。而這些諸侯在自己封國內是大宗，同姓卿大夫又是小宗，這樣組成一個寶塔形結構，它的頂端是周天子。周代大封同姓諸侯，目的之一是要組成這個以血緣紐帶結合起來的政權結構，它比殷代的聯盟形式前進了一大步。周代同姓不婚，周天子對異姓諸侯則視為甥舅關系。血緣婚姻關系組成了周人的統治系統。

　　2.文化成就

　　在文化上周公提出了“明德慎罰”的道德規范，制定了完整的禮儀儀式，此外周公曾提出“敬德保民”，制禮作樂，建立典章制度。其言論見于《尚書》諸篇，如《金縢》《無逸》等。周公對易經創作也有貢獻。周公受孔子推崇，被儒家尊為圣人。周公思想對儒家的形成起了奠基性的作用，漢代儒家將周公、孔子并稱。

　　完善禮樂

　　周公制禮，是周公一生最主要的功績之一。禮發源極早。“禮”字在殷商時期甲骨文中已經出現，據《說文解字》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判斷，最初的禮只是人們祈求鬼神的特定儀式。周公“制禮”則是為了滿足安排祭祀秩序的需要，根據血緣關系和等級身份，分別制定尊卑之間，長幼之間，親疏之間各自的不同行為規范。周公之“禮”，把禮原初的“事神致福”之意淡化，從規定不同身份的人等應該遵行的禮儀出發，最終成為宗法等級制度的依據和標準。

　　孔子曾說：”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初的禮樂是沿襲夏、商而來的，不過，在周初，由以周公為首的西周貴族陸續加以厘定、增補、匯集、漸漸成為法定的制度。《禮記·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夏商的禮樂主要用于敬神和慶典；《說文解字》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荀子·禮論》云：“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經過周公修訂的禮樂，則主要是用來維護社會等級制度和宣揚道德理想，與其說周公制禮作樂，不如說周公對殷禮進行了一番改造以適應新生的政權。周公制禮作樂，并非僅僅是改造殷人的祭祀典禮和置換典禮所用之樂歌，而是涉及了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各個方面。王國維說：“周人制度之大異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喪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諸侯之制。二曰廟數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這些不同于殷人的社會制度，雖然不一定是周公制禮作樂時親手制定而是在具體的實踐中逐步形成的，但是周公在攝政期間的所作所為奠定了周代社會制度的基礎。可見，周公制禮作樂，并非是前無所因的創舉，而是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損益夏商舊禮，結合周族原有的習慣，制定出的一套調整宗法人倫制度和行為規范體系。作為“人情所不免”的樂，本就是隨人類文明而發展。在中國，如果從賈湖骨笛形成完整音階形態算起樂在中國至少有九千年，樂既反映和表達人的情感，也顯現多種功能性意義，但樂為禮制用途如此彰顯的確應從周公始。樂本無所謂禮與俗，當樂與禮制儀式相須且固定為用形成常式與風格，當依等級觀念在使用過程中按用樂類型樂器擁有數量和樂舞承載人數之多寡分出尊卑貴賤，也就成為“為用”理念下的定勢。中國的用樂傳統由此形成兩大主導脈絡或稱兩大體系，即禮樂和俗樂。所謂樂分禮與俗，恰是因有了禮制用樂方顯俗樂意義沒有禮也無所謂俗，從這種意義上講，周公開國家意義上功能性用樂分類的先河。

　　敬天保民

　　周公制禮，著眼點不限于諸侯，他較多關注下層庶民。在平三監之亂后，周公封胞弟康叔于商都朝歌。為了鞏固周的統治，周公先后發布了各種文告，從這里可以窺見周公總結夏殷的統治經驗，制定下來的各種政策。周公曾先后給衛康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文告。

　　他告誡年幼的康叔：商朝之所以滅亡，是由于紂王酗于酒，淫于婦，以至于朝綱混亂，諸侯舉義。他囑咐說：“你到殷墟后，首先要求訪那里的賢人長者，向他們討教商朝前興后亡的原因；其次務必要愛民。”周公旦又把上述囑言，寫成《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作為法則送給康叔。周公寫作三篇文告給予康叔的原因，一則是康叔統治的為殷人腹心地帶，問題最尖銳最復雜；二則是周公首先征服的，也是三監反周所據的殷人集中的地方，而戰爭勝利之后，康叔受封也比較早。《康誥》《酒誥》《梓材》可以看作是周公對新征服地區的施政綱領。三篇的主旨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罰”，為的是使殷民在連續兩次大動蕩之后安定下來，使殷民從事正常的農業生產和商業活動。但又不是一味遷就，對飲酒成風，不孝不友是毫不客氣的。康叔到殷墟后，牢記周公旦的叮囑，生活儉樸，愛護百姓，使當地吏民安居樂業。

　　《康誥》的目的是安定殷民，全篇內容不外是“明德慎罰”。周文王因為“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才有天下。殷代“先哲王”也是安民、保民。“明德”的具體內容之一就是“保殷民”。“慎罰”，是依法行事，其中包括殷法的合理成分。刑罰不可濫用，有的案情要考慮五六天，十來天，才能判定。至于殺人越貨，“不孝不友”的，要“刑茲無赦”。文告中反復強調“康民”“保民”“裕民”“庶民”。告誡康叔要勤勉從事，不可貪圖安逸。“天命”不是固定不變的，能“明德慎罰”才有天命。“明德慎罰”也不是一切照舊，而是參酌殷法，推行周法，使殷人“作新民”。

　　《酒誥》是針對殷民飲酒成風而發的。釀酒要用去大量糧食，這種飲酒風習在以農業起家的周人看來，簡直無法容忍。周公并非完全禁酒，在有祭祀慶典的時候還是可以喝一點。群飲是不行的，不可放過，要通統捉來“以歸于周”“予其殺”。“予其殺”是我將要殺，未必殺。所以“歸于周”，是不要給殷人以象“小子封刑人殺人”的印象。這同“保民”“安民”是一致的。應該引導殷民去“藝黍稷”即種莊稼，也可“肇牽牛，遠服賈”，去經商養父母。殷代先王，從成湯至帝乙都不敢“自暇自逸”，更何況敢聚會飲酒了。至于工匠飲酒，另當別論，不要殺，姑且先進行教育。在政策上區別對待是十分鮮明的。

　　《梓材》也還是提倡“明德”，反對“后王殺人”。至于民人之間，也不要相殘害，相虐待，乃“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上上下下不虐殺而“敬寡”，而“合由以容”，自然會出現安定的局面。這種局面的形成不是輕易可以得到的，要象農民那樣勤除草，整地，修整田界水溝；象維修居處那樣，勤修垣墻，壁上涂泥，頂上蓋草；又如同匠人治器，勤事修斯，再涂上黑漆和紅漆。總之，勤用明德、保民，才能“萬年惟（為）王”。

　　三篇貫穿一個基本思想是安定殷民，不給殷民一個虐殺的形象，處罰要慎重，要依法從事。至于改造陋習：酗酒，一是限制，二是引導，三是區別對待。做為統治者，要勤勉從事。

　　《康誥》《酒誥》《梓材》是周公對被征服地區的政治方略，而《多士》是對待遷到洛邑的殷頑民的政策。洛邑建成之后，這批建城的殷頑民如何發落。自是擺在日程上的問題。《多士》是周公向殷頑民發布的文告。全文分作兩大段。第一段是攻心，讓殷頑民服從周人統治。理由是你們這些殷士不好，上天把大命給了我“小邦周”，決不是我“敢弋殷命”“敢求位”。這如同你先祖成湯取代不道的夏桀一樣，也是“上帝不保”夏桀。我把你們從“天（大）邑商”遷到西土，不要怨我，我是矜憐你們的，這也是天命所在。第二段內容是宣布給以生活出路，讓他們就地安居，有你們的田地，有你們的住宅，“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干止。”如果你們能順從聽命，有德，還被任用。上天會可憐你們，否則，你們不但會失去土地，而且我還會把上天的處罰加在你們身上。

　　明堂朝覲

　　古代建都城，在國之陽位，要設一取象天地而上圓下方、四周圜水的建筑。為布政之宮，四戶八牖，以便聲教四達，稱明堂。《考工記·匠人》周人明堂條鄭氏注：“明堂者，明政教之堂。”蔡邕《明堂月令章句》記其多種功能：“明堂者，天子大廟，所以祭祀。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言取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正室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圓水則曰辟雍，雖名別而實同。”《詩·周頌·我將》表明曾“祀文王于明堂”。

　　明堂在周初，最重朝諸侯之用。當諸侯方國朝見周公時，周公以天子身份，背負斧紋屏風，面朝南而立，諸侯貴族按其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高低，依次站在周公對面的中階之上，東西階和門東西，夷、蠻、戎、狄分站在東、南、西、北四門之外，較遠的九采站在南面的應門之外，極遠的四塞每世一來朝，告新君即位而已，不安排固定的站位。這般一絲不茍精心安排的諸侯朝覲天子的禮儀，無疑能十分明確天子諸侯之間尊卑上下的等級，使各安其位以維護統治秩序，這就是周公制禮的目標所在了。關于這次明堂活動的時間內容，《明堂位》說的正是周公“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周頌·清廟序》稱：“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孔穎達《疏》：“成洛邑在五年則朝諸侯在六年，明此朝諸侯與《明堂位》所朝為一事也。”那么《禮記·明堂位》所載周公朝諸侯于明堂，是周公營建洛邑成功之翌年，一系列慶典活動的一部分，此外還率諸侯廟祭文王，又頒度量，推進政令之劃一，并以制禮作樂，為他這一年工作的重心，結果“天下大服”，周公的事業達到成功的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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