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知識：對屈原的仰望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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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腔忠貞、滿腹委屈的屈原，行吟澤畔，行吟于遍生橘樹的楚國，走進一個水汽淋漓的節日，走進民族的情感深處。從長遠來看，民眾將情感投向哪個人，并非宣傳教育的結果。
他來自浪漫的楚風
帝子降兮北渚，
目眇眇兮愁予。
裊裊兮秋風，
洞庭波兮木葉下。
這是屈賦楚辭《湘夫人》開頭。不看注釋，不求甚解，僅輕輕吟誦，異樣的天籟般的美感便撲面而來——生命如花，神靈如云，草木情深，人神相依。這與《詩經》給你的人間煙火氣太不相同了。這一切是怎么來的?根源何在?
南方文化發育在遠古遲于北方，荊楚曾長期遭受中原文明的歧視與征伐。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國風》未采錄“楚風”，原因或許就在這里。至戰國末期，楚文化已相當發達，形成與北方并駕齊驅之勢，但文化邊界卻仍是清晰的。《詩經》記錄了黃河流域的文明形態。在《詩經》里，不論是廟堂頌歌，還是田野風詠，都情感質樸，少想象，與現實密切關聯。那是稷麥氣息，那是有時溫馨有時嗆人的人間煙火。而這時的楚地卻仍是神話沃野，巫風彌漫，人神共處。屈原帶著濕地沼澤氣息，從另一個方向來了。
屈子之來，不是為了加入已有的合唱，而是開始了獨唱，開始了水汽淋漓、芳香撲鼻、凄美絕艷的獨唱。
似乎沒有任何征兆，任何鋪墊，中國第一位獨立詩人、大詩人橫空出世，大放悲聲，哽咽難抑，草木為之生情，風云為之變色，神靈為之驅遣。《離騷》《天問》《哀郢》《懷沙》……一章章吟完，便投江自盡。屈子死了，楚國亡了。屈子之悲劇，真是一個最徹底的悲劇!屈子投江激起的這輪漣漪，漸洇漸大，化為中國文化史上一根最敏感的神經。
先秦諸子之文皆可視為文學作品，但文學是以寄生狀態存在。屈原標志著中國文學自覺時代的到來。屈原帶著源自南方沃野的新鮮血液，猛然楔入華夏文明腹地。
中國第一個獨唱的詩魂痛哭登場——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八方有靈，四顧茫然，自言自語，綿綿無盡。他似乎將我們帶入一個似真似幻、婉轉浩瀚、芳菲迷離、匪夷所思的世界。而這一切竟是因為他承受著超常的現實重壓——君昏國危，黨人跳梁，朝政日非，他一再被疏被逐，宮闕日遠，無助絕望日甚一日。
他為祖國而生
《離騷》作于屈原初被懷王疏遠或第一次流放之后，憂心如焚，纏綿悱惻，辭意哀傷而志氣宏放，這時的屈原希望未滅，心存幻想，切盼懷王悔悟，讓他重回郢都，為國效力。這數句詩，將屈原的主要人格特征、困境意識表達得很充分。
屈原陷入困境，導源于楚國陷入困境。
正當中國實現大一統前夕。文化落后的秦國經商鞅變法后迅速崛起，雄踞西北，虎視鷹瞵。對六國來說，存亡是逼到眼前的現實。國際關系錯綜復雜。有能力抗衡秦國的是齊、楚，楚國比齊國疆域更廣更富庶。“橫則秦帝，縱則楚王。”天下不歸秦，則歸楚。
可是，六國從未有過真正成功的合縱，秦國的連橫卻每每奏效。
已是風聲鶴唳的局面。天下大勢，屈原看得分明。他的焦慮緊張，由來已久。屈原始終力主聯齊抗秦。可是他的主張與奮斗卻一再受挫，楚國逐步陷入為秦擺布狀態。屈原亦漸被疏遠，直至被流放。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將白起攻破郢都。一般認為，此時的屈原絕望，遂賦《懷沙》投汨羅江自沉。
春秋戰國之諸子百家，早就認可天下必將重新歸于一統。天下重于國家，是諸子的共識。到戰國時，客卿制盛行，縱橫家走俏，士子們有空前的活動空間，朝秦暮楚竟無關人的品質評價。在一個愛國感情相對稀薄的時代，屈原卻把自己與祖國緊緊綁在一起。
不斷有后人這樣發問：憑屈之才能，何國不容?何不棄楚而去?屈原不是不明白，而是做不到。屈原并非不認可諸子的天下觀，但天下即使不是由楚來統一，也至少要長久保存楚國。作為楚國貴族，世代與國家關聯極深，本人一度成為政壇中心人物，他又是一個被楚文化浸潤透了的士人。楚國如為人吞滅，在他是不能接受的。舉目天下，無處能給他安身立命之感。不是天下不能，是他不能。若能朝秦暮楚，人間必無此屈原。這是解讀屈賦，理解屈原異乎尋常情感的基礎。
“不有屈原，豈見《離騷》?”(劉勰語)沒有楚國，亦難見屈原。楚國，屈原，《離騷》，三者可互印互證。“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韓愈《送盤谷序》)楚國之有屈原，不是偶然的。各國亡了就亡了，很快便塵埃落定，惟楚國國亡而“魂魄”在。“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楚人在懷王客死之時就喊出這一口號。六國中為何楚國特別“記仇”?除了戰國末天下大勢這一主因外，恐怕還應從文化上找原因。楚國有最鮮明的文化標記。歷史果然應驗。反秦斗爭中，楚人最為踴躍，陳涉首事，以“張楚”為號，項梁從民間找到楚懷王孫子重新立為“楚懷王”。秦最終亡于楚人之手。新興漢朝對包括屈原在內的楚人表示了特別的尊重。
“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離騷》收篇于一場白日夢般的飛升遠游。這類似莊子的《逍遙游》。可是當屈原從天界一瞥見故鄉，在天界的快樂便不復存在，只有故鄉，只有魂牽夢縈的故鄉。莊子以《逍遙游》完成想象中對現實的超越，屈原卻總是重重地墜落在地。從天空墜落，是屈賦楚辭中一再出現的意象。屈原那里有中國最早最沉重的鄉愁。
屈原之鄉，不是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而是蒼茫的遍生橘樹的楚國。
從《橘頌》到《懷沙》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
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深固難徙，更壹志兮;
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
——《橘頌》
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
知死不可讓，原勿愛兮。
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
——《懷沙》
屈子的人生，從明媚《橘頌》歡快出發，至黑暗《懷沙》痛苦而止。
屈賦楚辭，除《橘頌》《國殤》等數章外，大多篇什皆示人以眾芳蕪穢、日暮途窮的強烈意象，《懷沙》則是無路可走后的絕命詞。屈原對死有長久的預謀，死之意愿貫穿于疏遠流放全過程。“明告君子”中的君子指商代投水自盡的彭咸，在《離騷》等作品中屈原先后七次鄭重述及這位古賢。屈子是作為自覺的犧牲者，走上祭壇的。
《橘頌》被視為屈原最早作品。正當青春的屈原，受到與他同樣年輕的懷王重用。屈原以遍生楚國凌冬不凋的橘樹自喻，扎根祖國，放眼天下，有強烈的使命感自豪感。《橘頌》表明，屈子是個一赤子。赤子面臨相對單純局面時會如魚得水，能按他既有的人格結構勇猛精進。當局面復雜化，卻仍以既有的赤子人格應對，則必會陷入困境、絕境。
屈原此后的人生正是如此。他把赤子人格堅持到人生終點。
《橘頌》已顯露屈原好修求美、自高自賢端倪。屈原有執著的“美政”理想，希望輔佐楚王成為堯舜般的圣王。《離騷》開篇即贊美自己的出身和生辰，接著一再申述對美質修能的不懈追求。他的根本愿望，就是為懷王、為楚國盡力，并能確立個人“修名”。
注重修身、以道自任、自高自賢，中國早期士人已形成此共性。先秦諸子皆有此氣象，只是程度、風貌各不相同。這正是那個偉大時代足以令千古唏噓的特征。屈原正具此氣象。《離騷》開篇，介紹完自己后即豪邁地說：“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為王者師的氣度十足。
屈原要救國，但個人并無救國力量。越是絕望，越是把唯一希望投向君王。屈原的“戀君情結”是強烈的，君卻不戀他。屈賦中處處交織著對懷王極戀又深怨之情。忠君如用情的屈原，所向往的君臣關系類似于親密無間的“情人”關系。忠君是他永遠無法醒來的夢魘。忠極則戀，戀極則怨，戀與怨正是一體之兩面。人最強烈的感情是愛情，雖未必能持久。當某種感情達到一定強度時，亦會呈現“疑似愛情”狀態。屈賦中屈原反復開始他上天下地“求女”征程，無不以失望失敗告終。但是，屈原卻將自己的“單相思”義無反顧地進行到底。屈原既把自己想象為美人，也把懷王想象成美人，屈原不但是“棄婦”，也是為美人所棄的“棄夫”，兩種想象實無不同。憂患極深、心事絕大的“失意臣子”屈原，就這樣把浩瀚無際的詩意、至微至巨的意象與匪夷所思的“疑似愛情”融會在了一起。真真難煞了一代又一代“解騷”者。
屈原的“求女”意象每為后代文人效法，以婢妾心態對君王卻絕非屈原發明。只要存在絕對權力，產生婢妾心態就毫不奇怪。
當代有些學者，以現代心理學、病理學解讀屈原，時有令人耳目一新之發明。但不把屈原放在楚國、放在那個時代，只就屈賦中的.一鱗半爪，就得出屈原是戀物癖、同性戀、雙性戀、易裝癖、精神病患者等結論，實在比《離騷》更具想象力。屈原長期身處逆境，備受磨難，身心俱疲，喪失健康，時常陷入病痛或神思恍惚狀態，是可以肯定的，其文之恣肆、迷狂、瑰異風貌應當與之相關。但屈子堅貞人格始終未曾分裂崩潰，心智未曾瞀亂失序。屈賦為證。《懷沙》表明，屈原投水之前，徹底絕望，同時高度清醒。他之從容就死，最后就剩下捍衛人格、殉道殉國這種作用了。屈子之死是屈原經營最久用情最深的一首詩。
葬自己于祖國水土，赤子屈原最終只能做此事了。屈原人格的徹底性與悲劇的深刻性相一致。
他是一面鏡子
自漢代始，讀騷解屈即就被士林視為高品位精神活動。可是，解屈常常伴隨曲解。《離騷》就像供給中國士人的一壇烈酒，有人痛飲，有人淺嘗，有人不屑，有人干脆將這壇酒一腳踢翻。
漢武帝令淮南王劉安編撰《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漢書·淮南王傳》)可見劉安早就將《離騷》爛熟于心。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列傳》中引用劉安所論：“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司馬遷進一步評說：“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劉安、司馬遷是最早對屈原作出高度評價的人。
此后，歷代文人、非文人圍繞屈原，或褒或貶，或愛或惡，對壘分明。
西漢初賈誼、西漢末揚雄皆激賞屈原品格及作品，同時痛惜其遭遇，責其未能離楚，全身遠害，致遭螻蟻之輩欺凌。
東漢的班固，青年時激賞屈原。中年后奉詔修史，一改從前立場，激烈反對劉安、司馬遷觀點，對屈原從人格到作品全面否定，在《離騷序》等文中指責屈原“怨主刺上”“非明智之器”，不合儒家“法度”。可視為屁股決定腦袋的古代版本。
東漢末王逸作《楚辭章句》，對后世影響甚大。與班固相反，王逸視屈原為標準儒家門徒。為此，王逸不惜削足適履。他這樣解釋《天問》：“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天問”命題方式，在屈賦及諸子中甚為普遍，屈賦中尚有《橘頌》《國殤》等。重要的是，他的解讀有違《天問》主旨。《天問》正是昊天之下卻“日暮途窮”的屈原，對“天”的激烈發難。
班、王觀點雖相反，思想卻并無本質不同。班固感到實在很難把屈原當儒家門徒對待，干脆“打倒屈原”。王逸則煞費苦心“解屈”，務必將屈原修飾成標準儒家門徒。
自唐代始，統治者不斷加封屈原，意欲將其打扮成忠君道德神。南宋理學家朱熹作《楚辭集注》，努力把君臣大義從屈賦里讀出來，無視屈賦顯露的沖天怨氣、如夢似狂的精神狀態，將“怨”全解讀為“忠”。元明清諸朝，對屈原或褒或貶，并無超出前代新意。
皇權時代，圍繞屈原的論爭，少有藝術批評意味，多有政治道德糾纏。
那些真正的詩人、文學家對屈原是何心態?劉安、司馬遷之后，賈誼、揚雄、李白、杜甫、柳宗元、辛棄疾等皆厚愛屈原。他們把屈賦精髓融入血液，融入詩文。“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杜甫《天末懷李白》)在杜甫想象中，遭遇冤屈奔波湖湘的李白會寫詩投入汨羅江，與蒙冤的屈原對話。“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李白《古風》其一)真正的詩人，他們與屈原往往能惺惺相惜。
竟也有憎惡屈原的詩人。中唐詩人孟郊《旅次湘沅有懷靈均》一詩，對屈原評價之低令人瞠目：“名參君子場，行為小人儒”“死為不吊鬼，生作猜謗徒”“懷沙滅其性，孝行焉能俱?”“如今圣明朝，養育無羈孤”——這簡直是咬牙切齒的詛咒，連屈原自殺亦被視為不孝之舉。詩最后歌頌“吾皇圣明”，社會福利好得很。如此仇視屈原，原因何在?孟郊有《登科后》一詩：“昔日齷齪不足夸，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登科后狂喜至此。孟郊為“苦吟派”詩人，眼里只有功名卻半生困頓，大約永存一個“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夢想，精神人格之蒼白干枯由此詩可見一斑。儼然已成“小人儒”，卻完全不自知。
對屈原的解讀，至王國維、梁啟超，始基本擺脫皇權陰影，置于現代理性陽光之下。可是，時至今日，對屈原的曲解仍然存在。
屈原是一面鏡子，每個文人或非文人都可以拿來照一照自己。
一座文化豐碑
沒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像《離騷》這樣，將個人情感、政治際遇、國家命運結合在一起。所謂長歌當哭，《離騷》是也。“自鑄偉辭”(劉勰語)，自成天籟，《離騷》是也。屈原一直深刻影響著后世。屈子精神極大地擴張了中國人的文化視野和情感深度。
楚辭形式上與《詩經》迥異，句式、篇幅不拘長短，隨物賦形，曲盡幽情，詩的表現力得到大解放。孔門詩教：“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屈子卻是又怨又怒，氣吞聲悲，肝腸寸斷，大哀極傷。以北方諸子為標準衡量，屈賦真可謂不倫不類，不經不典，可是正因如此，屈賦才具備了自為經典的品格。《離騷》成為中國文學的重要源頭。從此，中國文人的傷感有了參照，有了深度，從此，《詩經》《離騷》并峙，進而風騷并稱，成為文學的代名詞。
屈原代表了人類困境的一種類型。“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抽思》)屈原說，在流放地，他的夢魂一夜奔往楚國郢都“九次”。君、國、黨人、屈原，形成一個無解的困境。他那“一夕而九逝”之魂，想的是存國，存國，還是存國。他對君的忠、戀、怨、憤、婢妾心態，全部根源于此。
屈原橫空出世般的偉大文化創造，與其非同尋常的愛國激情深度關聯。現實困境是立體的，人格是立體的。只要有一方不陷入極端狀態，就不會有徹底的悲劇。極而言之，如把愛國精神從屈原身上剝離，其作品其文化創造則無法解釋。
讀到一當代文化名人解說屈原的文章《詩人是什么》。文中說：“我們怎么可以把中國在統一過程中遇到的對峙性訴求，反而說成是‘愛國’呢?……現代人怎么可以不知道，作為詩人的屈原早已不是當時當地的了。把速朽性因素和永恒性因素搓捏成一團，把局部性因素和普遍性因素硬扯在一起，而且總是把速朽性、局部性的因素抬得更高，這就是很多文化研究者的誤區。……當年的‘國界’早被詩句打通了，根本不存在政治愛恨了。”作者將多種莫名其妙因素“搓捏成一團”，文意看似曲折，實則甚明白：秦亡楚，楚速朽了、局部了，“政治愛恨”化為塵煙，所以屈原愛國說不成立。這一思路如成立，人類將難以找到“愛國者”。宋亡于元，明亡于清，版圖都擴大了不少，該也算“對峙性訴求”?與作者高見恰恰相反，“現代人怎么可以不知道”：具體的“國家”、朝代往往是速逝、速朽的，真正的愛國精神絕不會速朽。屈賦楚辭的每個字都浸透著愛國血淚。屈原因此才超出了“當時當地”，成了中國的、世界的。屈原不論生于何國，如果他抱持那種精神，進行了那樣的文化創造，不論其國家存亡，他都一定是偉大不朽的。深邃的文化一定是從泥土里、血液骨髓里生長出來的，不是嘴皮子吧嗒出來的。“政治愛恨”一定是具體的、時代的，詩句固然可以超越國界，真實的“國界”卻一定不是詩句所能打通的。秦國鐵蹄橫掃六國國界時，完全不會理會屈原的詩句。
婢妾心態，曾遍布歷史，遍布朝野，在現實中亦未必絕跡。給你一個婢妾環境，你就有可能為婢為妾。可以批評屈原的愚忠、婢妾心態，可以惋惜屈原沒有諸子的達觀，但一個中庸、玲瓏的屈原一定不可能完成偉大的文化創造。現實中困境中的屈原，最強烈的向往一定不是靠寫詩“打通國界”留名青史，甚至也不是文化創造，而是存國存國存國。屈原偉大的文化價值是后世的歷史的認可，若以這一認可否認屈原為愛國者，或認為承認屈原為愛國者就降低了屈原的文化意義，這無疑極端荒謬。
數千年間，屈原給了我們極寶貴的文化營養。這種營養不可或缺。可是，數千年間，朱熹們反復欣賞玩味并企圖加以利用的實際是屈原的婢妾心態。婢妾心態，這一定不是屈原與生俱來的，一定不是屈原的主體人格，是屈原人格被壓迫被扭曲的那一部分。婢妾心態為屈原走上自殺之路加了一把勁。但屈子自殺，他該是要把那婢妾心態也殺掉吧?
“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李白《江上吟》)歷史知道，應該把誰立為豐碑。真正的詩人知道，誰才是真正的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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