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的根本精神與特性是什么
儒家思想，是先秦諸子百家學說之一，儒學具有開放包容的特性，儒學具有經世致用的特性，周公及三代禮樂，乃后起儒學之先導，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儒學的根本精神與特性是什么，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儒學的根本精神與特性是什么
長期以來，學界對于儒學的性質，儒家、非儒家或反儒家等問題的看法，各不相同，即使在儒家內部，見解也不盡相同。例如，很多人認為儒學是一種“倫理本位主義”哲學。我認為，這種定位忽視了儒學的道德主體性與人文性。儒學就本質而言是以內在道德而非外在倫理為本位的。儒家認為，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是有道德的。人生的根本意義和價值，就體現在對理想道德境界與完善人格的不懈追求之中。但儒學的道德理想并不是脫離社會實踐的道德空想，而是對人的價值的根本性肯定，是一種“以人為本、以德為體”的人文主義思想體系。所以，儒學在本質上是道德人文主義哲學，儒學的根本精神是道德人文精神。在我看來，儒學具有以下五大特性：
首先是道德的主體性。孔子說“仁者人也”、“仁者愛人”，就是講道德之“仁”是人之立于世界的根本依據。孟子說：“人之異于禽獸者幾希”，是講人是有道德、有善性的。荀子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離開了道德仁義，人便與禽獸無異。
其次是人文性。儒學特別強調以人為本，關懷人的生死存亡，追求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成就君子人格。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君子人格，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荀子“權利不能傾也，群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的君子德操，體現的都是人文精神。
第三是整體性。儒學以整體宏觀地把握自然、社會、人生為理性思考的方向。“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的觀念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整體思維特色。儒家的大同就是“太和”，是追求最高的和諧境界，即整體和諧。
第四是實用性。孔子講君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后儒講“內圣外王”、“修己治人”、“經世致用”，都是要求將道德修養落實到安定民生、治國平天下的實踐事業，而不是空談道德。
第五是開放性。儒家歷來重視兼容和諧、與時俱進、開放變革。儒家認為“文”(文明)與“質”(質樸)的關系是辯證的。一般而言，文明的發展是由簡到繁，從野蠻到文明。但文明走向一個更高層次時，往往又變繁為簡。由質到文是從野蠻向文明的進步，由文向質則是文明發展的更高層次。儒學所謂“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正是一種開放、發展的歷史觀。
儒學曲折發展的歷史表明，如果將儒學的性質定位在“倫理本位主義”，就可能誤導人們認為儒家只重視外在的倫理秩序和人際關系，而忽略其內在道德的根本價值。而將儒學定位為“道德人文主義”，則能引導人們去發掘儒學的內在價值，指導人們樹立道德理想、完善道德人格、關懷人生意義、追求人生幸福，從而有助于建立一個以人為本、多元和諧的文明社會。
簡要介紹
儒家是漢代在董仲舒“獨尊儒術”之后較有影響的學派，為歷代儒客尊崇。作為華夏固有價值系統的一種表現的儒家,并非通常意義上的學術或學派。一般來說，特別是先秦時，儒家是最有影響的學派之一。和墨家并稱顯學。在秦始皇時"焚書坑儒"受到重創， 在漢武帝后興起。
儒家思想的內涵豐富復雜，在廣泛汲取古代典籍精華基礎上逐步發展出基礎理論和思想，即講大一統、講君臣父子。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舊日統治階級壟斷教育的局面，一變“學在官府”而為“私人講學”，使傳統文化教育播及到整個民族。這樣儒家思想就有了堅實的民族心理基礎，為全社會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會。儒家學派固守“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后王”（《荀子·王制》）。
儒家思想的精華包括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與禮、從前孔子時代的禮樂制度到孔子的仁禮思想、孔子的仁、孔子的禮、孔子的孝道、《論語》中的孝、《孝經》論孝、孔子的命觀、孔子命觀形成的背景、孔子命觀的特征與內涵、“修身俟命論”的人生指導意義、孔子的人生問題論、樂——孔子的人生態度和人生境界、孔子與弟子論志向、立身行事中的言與默、孟子的性善論與孟子的使命、孟子的仁政學說以及荀子的性惡論與禮治說、儒家思想的流變、貫通天人——董仲舒的儒學思想、西學東漸的文化回應、儒文化圈的崛起——儒學促進現代經濟發展的可能等內容。“儒學”、“儒家”、“儒教”這些概念要分清。儒學作為一種學說，儒家作為一個階層，儒教作為一種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區分開。
形成與發展
儒家學派之前，古代社會貴族和士通過“師”與“儒”接受傳統的六德（智、信、誠、仁、義、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的社會化教育。從施教的內容看，中國古代的社會教育完全是基于華夏民族在特定生活環境中長期形成的價值觀、習慣、慣例、行為規范和準則等文化要素之上而進行的。儒家學派吸收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統的理論高度。
產生背景
儒家思想是中國文明史經歷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創立。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在總結、概括和繼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親親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
東周時期，中國社會處于劃時代的歷史變革中，周王室衰微，諸侯坐大，維護封建宗法等級制度的“周禮”遭到極大破壞，諸侯爭霸，社會處于動蕩之中。這時候代表各階級利益的知識分子異常活躍，成為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他們紛紛登上歷史舞臺，著書立說，提出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辦法，形成了諸子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
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社會內部不可調和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機，搖撼了傳統文化的權威性，對傳統文化的.懷疑與批判精神與日俱增，就連“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當時所處的時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體系中，并對傳統文化加以適當的改造，以便在社會實踐中建立一種新的和諧秩序和心理平衡，這種情況到了大變革的戰國時代顯得尤為突出，因為人們在崩塌的舊世界廢墟上已經依稀看到了沖破舊尊卑等級束縛的新時代的曙光。
未來究竟是個什么樣的社會模式，就成了舉世關注的大問題，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場百家爭鳴式的大辯論。當時代表社會各個階級、階層利益的諸子百家，紛紛提出各自的主張，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爭論焦點就是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圍繞這個問題而進行的思想交鋒，儒、法兩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們旗鼓相當，針鋒相對，英者云集，皆為顯學。另外還有墨家、道家、陰陽家、兵家等等學派，可謂學派林立，學術與言論的開明為儒家思想的形成創造了條件。
顯學興起
秦朝是以法家思想為政權的統治思想，而漢朝在漢武帝之前以道家思想作為正統思想。秦始皇焚書坑儒后，加之漢字尚處于雛形，不具備準確表達的功能，正統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強調以儒家思想為國家的哲學根本，杜絕其他思想體系。漢武帝采納了他的主張。從此儒學成為正統思想，研究四書五經的經學也成為了顯學。此時，孔子已死三百余年。董仲舒在具體的政策上將道家，陰陽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統治的部分加以發展，形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漢代的儒家思想普及過程中，很多社會問題得到解決。儒家思想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國家，政治家們以此為根據，限制土地過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體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綱五常”，等政策。
西漢武帝在位時期封建國家十分強盛，這給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統治的成分，對儒學進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權神授”和大一統的思想，這在客觀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權的加強，也利于社會的穩定，和鞏固儒家思想，從此儒家思想逐漸成為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縱觀兩千多年來儒家之所以能獨領風騷，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內核即哲學上的天人觀念、倫理上以“仁”為核心的“三綱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統主張，在根本上都有適應了封建專制統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為儒家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能夠隨時代需要的變化而不斷改變面目。先秦儒家沒有為當時的統治者所接受甚至還遭到了秦始皇毀滅性的打擊，這是由先秦儒家初創時自身的理論缺陷導致的。先秦儒學的內容體系充滿著濃重的、溫柔淳樸的倫理親情色彩，顯得“迂遠而闊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學”，目的在于通過“正名”，”恢復“已一去不復返的“周禮”所代表的時代，所以孔子的思想不會為新興地主勢力所青睞。
歷史發展到漢武帝時期，封建國家強盛，儒學隨之有了恢復生機的條件。
儒家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斷于法”，實行法治，強調暴力統治；道家提倡順乎自然，“無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補性。經過秦、西漢初年的治國實踐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在動蕩年代，軍閥割據，難以用儒家路線實行全國大一統，而法家路線卻能收到這樣的效果；在動蕩結束之初，人口凋弊，生產破壞，應該實行道家無為政治，與民休息，以恢復和發展生產；當國家穩定，走上正常運行軌道之后，不能再實行嚴刑峻法的暴力統治，而以儒家路線為宜。三者之間表現出了互相融合趨勢。
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認識：西漢前期，封建統治者迫于經濟凋弊、民心思治的社會形勢，以退為進，奉行黃老之學為統治思想，試圖達到無為而治。但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到漢武帝時期開始實行有為政治，統治思想也必然面臨新的抉擇。
漢興以來，除黃老之學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較活躍并有所發展，景武之際的董仲舒便是西漢儒學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賢良對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統治，也應遵循“大一統”的“常經通誼”，而“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因此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董仲舒從理論上闡明尊崇儒學的思想統治原則，受到漢武帝賞識。隨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從而確立了儒學的統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漢武帝設置儒學五經博士，同時罷免其他諸子博士，把儒學以外的百家之學排斥出官學，史稱“抑黜百家，表彰六經”。元朔五年（前124年），漢武帝下詔批董仲舒、公孫弘建議，在長安興辦太學，用儒家經書教育青年子弟，從此儒學成為官辦學校的主體內容。漢武帝改造選官制度，規定博士弟子成績優異者可任為郎官，吏有通一藝者可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還打破常規起用布衣儒生公孫弘為丞相。這樣隨著儒學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與儒學密切結合起來，西漢皇帝詔令和廷議中多稱引儒家理論，司法過程中以《春秋》義例決獄。漢武帝時遵循儒家思想，舉行封禪、改正朔、修郊祀、定歷數等重大禮制活動，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歷史傳統。當時儒道兩家學派有個明顯的共同趨勢就是道家往下層社會發展成民間道教；而儒家則在上層社會發展成了廟堂儒教。
漢武帝這一政策與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學獨尊后其它思想學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學本身也廣泛吸收了法家、陰陽家等各家學說，統一的思想帶有一定的綜合傾向，因而獲得了成功。儒家興學，把教育、考試與選官結合起來，是武帝的創造，在客觀上促成了重視知識、重視教育的社會風尚，儒家思想逐漸滲透到社會各方面，造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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