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治官之官越來越多 而治民之官越來越少
古代地方志
今天，我們能從歷史上留下來的舊方志里讀到些什么?舊方志里的所記所載，有多少能為今人所借鑒?讓我們來聽聽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家范的解讀。
了解國情，有現實與歷史兩條途徑，哪一條也不能缺
解放周末：國有史，家有譜，地方有志。相比國史和家譜，地方志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是比較陌生的。
王家范：是這樣的。按專業的說法，地方志分新編與舊刊兩種，民國以前的方志統稱為舊方志。地方志起源很早，但歷代遭毀損的情況非常嚴重。現存宋代到民國的府縣地方志，大約10000種左右，清代最多，民國與明代數量相當。另外，明清還有鄉、鎮、村志，以南方居多。
今天，為什么要花大力氣把舊方志好好搜集整理并重刊出版呢?因為把一萬部方志連貫起來，可以讀出的是全國各地幾千年來發展奮斗和社會治理的歷史。2001年起，上海方志辦牽頭，做了一件大好事，把現今上海所轄地域尚存的府縣志舊籍收齊并整理印行，定名《上海府縣舊志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規模宏大。把本地區舊方志全部收齊，這在全國也算是一項創舉。
解放周末：歷史上的地方志，對生活在今天的人們有什么價值?
王家范：如今，由于旅游業以及相關產業鏈的商業需要，地方志中的物質文化、有形文化首先得到了各地政府和商家的青睞，得以開發。但相對于這些物質文化、有形文化，人們對其中的“無形財富”還不夠重視。我說的是，地方志里蘊藏著的那些有關各地社會治理與經濟、文化建設的歷史財富。
解放周末：事實上，“無形財富”里所蘊藏的更具價值意義。
王家范：在中國的發展道路上，外國的現代化經驗對我們不無參考價值，但都不能代替我們自己的創造，因為我們有自己的國情，有獨特的歷史傳統和文化。與此同時，中國有極為豐富的歷史記載，國史、地方志、家譜、書信等，各種形式，長期連續，這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了解國情，有現實與歷史兩條途徑，哪一條也不能缺。讀地方志，正是了解國情的一條有效途徑。
為地方說話，反映地方民情民意，這是地方志和國史最大的區別
解放周末：聽說以前的知縣、知府，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讀地方志，是這樣嗎?
王家范：這從方志里就能讀到。歷史上，不少知府、知縣為地方志做的序，文字、書法都挺棒，有文化啊!他們在序里都會講到該地區的歷史淵源，從前有多少方志，保存了多少，已經有多少年沒有修了，等等。可見，他們事先都是經過調查研究的。
明清知府、知縣接到任命后，到正式上任至少有一個多月，事前要做許多準備，其中一項便是找到當地的賦稅徭役冊和地方志，這是必須做的“地情”預案。明末清初上海縣人、在衙門做過小吏的姚廷遴，留下了一本記述70年親身經歷的日記，里面記載有這樣一件事：康熙3年正月，府里來專差，要知縣立即派人送去當地賦稅徭役征收冊并府志一部，以便相互核對。府志遍處找不到，只買來一部縣志，估計是萬歷上海縣志，裝訂好交姚氏連夜乘船送達蘇州，由知府轉呈前來考察的江蘇巡撫閱看。
解放周末：為什么他們這么看重地方志?
王家范：以縣志為例，其中有幾個部分非常重要：一、疆域輿地，縣域所領的四至范圍，以及山川河流等地理狀況;二、人口戶丁數，詳細的要落實到各鄉;三、不動產登記，主要是田畝，也包括山地湖蕩等;四、賦稅徭役，以及其他雜稅;五、風俗習慣，概述民間風俗習慣及其變化，提示民風走向中應注意的陋弊。總體上看，民國以前，各級地方官最重要的工作是征收賦稅，其次才是治安和教育。考核一個地方官的硬性指標，就是財政上繳指標有沒有完成;如果屢屢沒有完成，就要革職或者降級調離。所以地方官到任，首先必須清楚所管轄的區域內有多少土地、要交多少賦稅、地方執行的規則怎樣。
解放周末：地方志和官修國史又有哪些不同?
王家范：其一，修志方式不同。修地方志一般由地方長官負責牽頭，財政上地方政府最多也只撥很少一筆錢，絕大部分是靠地方募捐，有的地方官自己也會拿出一些俸祿來，招聘當地的知名文人進行修志。這與官修國史有很大的不同。
其二，內容不同。比如天啟《海鹽縣圖經》，主編胡震亨曾在別的地方當過縣官，回到家鄉海鹽后主修地方志。這本地方志專設有“食貨篇”兩卷，對當地賦役及其歷次改革，記載得非常詳細。要知道，當時中央政府只管確定財賦征收原則以及需交納的總量，不管情況發生多大變化，這原則與總量輕易是不變的。于是，地方政府必須想出許多“變通”辦法，才能艱難地保證任務的完成。胡氏把地方政府為此備嘗酸甜苦辣的財稅改革的滋味，寫得入木三分，使后人對地方基層執行的艱困有了感性的認識。像這樣的內容一般不會出現在國史里。
再如崇禎《松江府志》，總纂為知府方岳貢，主編為陳繼儒。方氏耿直有血性;陳氏則為松江文儒界領袖，人望極高。方氏的序文很特別，徑直寫道：“松(府)賦煩役重，征者、編者(編者注：收稅和編稅冊的)不能去其太甚，且或甚之。中人之產，一經踐更(編者注：交稅服役)，身非我有，遑問田產?”為士民生計之難大嘆苦經，既揭露吏胥衙役吃里扒外的可惡，也委婉訴說中央與地方分成不合理，松江府財稅負擔過重。陳氏則在賦役篇之首，擺事實，講道理，細述并解析松江府賦役是如何愈后愈重的'歷史沿革。這些在國史中都是見不到的。
所以，在我看來，地方志最大的特點就是為地方說話，反映地方民情民意，這是和國史最大的區別。
呈現出一幅鮮活生動的社會生活全景圖
解放周末：歷史上修地方志的過程一般是怎樣的?
王家范：地方志的編撰不是一兩年的事，最短的也需要三五年，像黃炎培主纂的《川沙縣志》，從民國2年(1913年)起始編纂，一直到民國25年(1936年)完成，整整編了20多年。
這本《川沙縣志》的序言中這樣寫道：“修志者，地方之事也，志久失修，疆域、戶口、田賦、學校諸要政，代遠年湮，見聞舛誤，恥莫大焉。”可見，修志是地方上的一件大事。一般有能力、有文化、有志向的縣官，覺得本縣方志有幾十年時間未修了，世相變遷那么多，就會下決心組織修志。而具體主持修志的，皆為當地公認的著名人士、社會賢達，比如黃炎培時任江蘇省教育局局長，雖公務繁忙，但他欣然出任《川沙縣志》主纂之職，并親身參與田野調查。
解放周末：當年的田野調查是如何展開的?
王家范：據統計，在這本《川沙縣志》的前言部分，共收錄了62名采訪員的名單，他們實地走遍了川沙縣城和所有鄉村進行調查。比如，民國18年4月27日，黃炎培在川沙縣調查后親筆寫下的實錄：“大都夫婦兩人，三個幼童幫助，可種10畝田，但農忙時，仍須雇工。工資每天0.4元，飯須優待，又是0.4元。種棉著重去草，俗名‘捝花’，有雇工的，也有包工的。大約每畝雇工費，至少須以3元計，種稻灌水，用腳踏車的漸少，因人工太貴。大多用牛車，牛每頭約100元，食料如棉餅、稻草，年約30元，牛車、船只及一切器具，約130元，常年修理抹油，約又須20元。不養牛的農家，如有田10畝，4～5畝棉花，尚可自種。5畝種稻，必須分種于養牛人家。”
就是通過這樣挨家挨戶的調查，黃炎培最后得出結論：“測量所及有61戶，共田971畝，農民一年凈得收入共9969元……照以上收益統計，每畝平均僅得10元有零，則八口之家，給他10畝田，亦且不能過活。”
其調查之精之細，不得不讓人由衷欽佩。這本《川沙縣志》中，還加入了道路交通、工業、電氣事業、衛生、慈善、司法等全新內容，面面俱到，呈現出一幅鮮活生動的社會生活全景圖。
除方志外，也可以找些“官箴書”來讀讀，都是古來的經驗之談啊。
解放周末：讀舊方志，還會發現其有較大篇幅是為好官、清官立傳的。
王家范：各種地方志的體例大多類似，但在分類、篇目的標題和內容上有各顯神通的余地，少數的還別出心裁，在個性化創造方面很是出彩。總體上地方志主要分兩大類，除各類專門“志”之外，就是人物“傳”，這其中包括為好官、清官立傳。
這里，我想特別說說知縣。一縣之長，“七品芝麻官”，現在的人不怎么看得上，但古代卻不是這么看的。從皇帝、宰相、尚書到鄉賢、文人，他們說的比較一致的是：若縣令做得好，縣縣如此，定邦安民，天下何愁不治?從中央到地方，官員一大堆，不勝其多，只有知縣才是真正的“親民之官”，直接面對老百姓。因此，在地方志中，對做過好事、辦過實事的縣令，都毫不吝嗇地予以表彰，有的還立祠堂紀念。這么做，意圖十分明顯：希望后任知縣“發揚傳統”，做個好官，為官一任，造福一方。
解放周末：樹立榜樣，激勵來者，地方志還承擔了正面引導的作用。
王家范：是的。美國史學家史景遷寫過一本故事體史書《王氏之死》，說的是康熙初年山東郯城縣令黃六鴻在任時發生的故事。王氏是農民任洪的妻子。她可能因忍受不了生活的貧困，離家出走，后又突然歸來。任洪既惱怒妻子，又懷疑鄰居高某引誘王氏，就殺妻移栽，誣告高某為奸夫。幸好黃六鴻精明強干，發現種種破綻，成功偵破此案，避免了一件可能發生的冤假錯案。據此案，他還引申出一條法律倫理，意思說，如果證據不足，千萬不可搞嚴刑逼供，更不能容忍輕易判人死罪。當然，黃六鴻的政績不止于此，對此在乾隆《郯城縣志》里有詳細記載。可見，這位在立功立言上作為超群的縣官，就是靠地方志得以青史留名;乃至350多年后，連美國史學家也對其贊嘆不已。
解放周末：“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做一名有政績的縣令，能斷案還是遠遠不夠的。
王家范：審案確是縣官的日常工作，但也只是其中一項。全縣的事情，千頭萬緒，事事須由縣官做主，不勝其煩。從宋元明開始，過來人為準備做官寫的“任職指南”(編者注：統稱“官箴書”)逐漸多了起來，大概就是看準了這個市場需求。例如《初仕要覽》《州縣須知》《牧令須知》之類，從京城候選直寫到卸任交差，事無巨細，逐一交代，很是實用。建議現在做官的，除方志外，也可以找些“官箴書”來讀讀，都是古來的經驗之談啊!
凡有思想高度的“官箴書”，在交代所有事務之前或之后，則必強調縣官的好與不好，辦事干練有成效固然重要，但人品端莊，有一顆仁愛之心，更是根本的根本。
肅貪倡廉，還是應該建立有長效機制的制度保障。古人在這方面做得并不成功
解放周末：從地方志看歷史上的官場體制，您認為最大的問題是什么?
王家范：中國古代的官制，呈倒金字塔形，上大下小，縣一級的行政設置極為簡陋。從秦漢到明清，官制的演變，最大的弊病，歷史學家呂思勉曾一針見血說過：治官之官越來越多，而治民之官越來越少。直到明清，縣衙門正式有俸祿編制的官吏也不過十來人。事務繁多，又不肯放手讓基層自治，這就逼得縣府只能大量添設編外人員。以乾隆《吳江縣志》為例，我曾經通過其財政收支細則作過統計，發現編外人員有所謂“選役、編役、長役、賦役”四大類，總計竟達10000余人。過去有人拿古代縣政府與現在的縣政府比較，說古代縣政府如何精簡，顯然這是沒有好好通過方志去做具體調查分析，不了解真實情況的錯誤結論。
地方官府既要完成特定向中央交納財稅的任務，維持好社會治安，又不容許挪用國家財稅，生出地方債務。因此，官府給予編外人員的生活補貼極微，以致他們只能靠“灰色收入”來夯實生計。造成的現象是，貪官跟這些人里通外合，清官打擊吃里扒外的惡行。但再怎么打擊，事務究竟是精簡不了的，無奈只能不斷換人，卻不過是故態復萌。因此，不少方志的編者在序言或篇首引言里，屢屢感嘆“扶得東來西又倒，何日方能除惡務盡”?
解放周末：如何肅貪倡廉，從舊方志中可以讀到什么值得借鑒的經驗或教訓?
王家范：曾經有人問過我，方志里有沒有專設“貪官”一欄?這是不可能有的。但講述清官事跡，實際已經將貪官作為反襯，這是中國特有的春秋筆法。另外，在卷末“雜聞”或“佚事”里，有時也通過民眾受害的一些故事，曲折反映出官吏的貪腐情況。
被康熙帝親諭“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龍，其反貪禁腐的事跡，乾隆以來的蘇松府、縣志，莫不做突出報道。《松江府志》“名宦傳”稱于任上“貪墨吏望風解綬(編者注：解下印綬)，豪猾遷徙境外，奢侈僭逾者亦皆斂戢(編者注：收斂)。”姚廷遴是親眼見過于成龍的，在他的日記里曾經提到，被于成龍抓的江南江西兩省的貪腐知縣官就有20余人，青浦縣官也在內。
但在于氏去世十多年后，上海縣就又出了一個極惡的貪官陳善。姚氏在康熙32年到35年的日記里，用了不少篇幅記述其貪贓枉法的惡行，稱其“貪酷無比，上海百姓不意又遭此惡劫”。
康熙35年，上海各鄉遭受嚴重風災，災饑民萬人。陳善不僅不加以有效賑濟，還嚴酷逼令百姓限時交足錢糧，動輒施刑。12月初，“有人將陳知縣劣跡貼到蘇州、松江，府城、省城遍地俱有。”次年5月，民變最終爆發，憤怒的民眾擁進(陳縣)私宅門外，大罵盡暢，然后一齊涌進他用貪贓買進、大加擴建的花園別墅，放火焚燒。陳氏別墅極盡豪華，金銀財寶、書畫古董玩器無數，燒至第二天下午，火猶未息。
歷史告訴我們，靠清官整治貪官，老百姓當然是拍手叫好，但若是光靠苛察，可以起到威懾作用，使貪腐行為收斂一時，卻保不住長久。所以說，肅貪倡廉，還是應該建立有長效機制的制度保障。古人在這方面做得并不成功。我相信今人有更高的智慧，一定會比古人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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