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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七十之心:從心所欲不逾矩

時間:2022-11-08 12:45:29 國學常識 我要投稿

孔子的七十之心:從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是當時社會上最博學者之一,在世時就被尊奉為“天縱之圣”“天之木鐸”,更被后世統治者尊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師、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師、萬世師表。其思想對中國和世界都有深遠的影響,其人被列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下面是小編整理的孔子的七十之心:從心所欲不逾矩,歡迎大家閱讀。

孔子的七十之心:從心所欲不逾矩

  在孔子的文化生命中,七十是心靈最自由而圓融的階段。他說自己“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即到了七十歲心里想什么就做什么,卻處處與人相融,與物相和,與世相安。

  孔子從“十又五歲志于學”為發端,其中志字,士下有心,即發心堅持于學習,到七十仍回到“心”,其一生所學,落實在此心之自由從容,圓融安詳。這種境界,真如泰戈爾所言“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這樣的老來之境,心還是如此溫暖而自如。

  古人認為“內不順莫如舜,外不順莫如孔子”。人生的遭際內外可以大不順,心靈被苦難熏烤的結果卻可以不是滿目瘡痍而是如寶石愈磨愈光華。這里面的訣竅在哪里?

  “從心所欲不逾矩”揭示了生命的自由和人世的規則在這位文化老者的身上獲得了高度的統一性。其對生命意義的啟發有三:

  首先是祛除了一切對生命試圖神秘化和完美化的虛幻。孔子一生艱辛卻能快樂真誠,絕不把自己放在當世的祭臺上讓人膜拜,孔子在世時就辭“圣人”之稱。后世的高推也不妨礙他在《論語》中所顯現的生命自然與真誠。讓人回到人本身,正視任何人都是有缺陷的存在,四十不惑說明三十會惑,七十的心靈自由與圓融說明六十的耳順還不是最好的。生命不斷探索與進步,不存在至境與完美。

  其次,揭示了規則來源于人,人不要被規則所殘害。孔子認為一切規則都來源于人。規則既規范人,也滋養人。我們要善于看透規則背后的人心。羅素說過,一部人類的文明史就是規則與自由的探索,孔子以他的一生揭示了人活著要參透規則與自由對于心靈與生命的養護。

  第三,人生要善于與人與物與世相融。我們如何對待現實生活中的種種,代表了一個人對生命意義的認知。自由與規則的一體兩面使我們意識到人類面對外在需要相融。相融意味著人人平等,決定了社會倫理價值的高低。

  人物生平

  貴族出身

  孔子的祖上是宋國栗邑(今河南省夏邑縣)的貴族,先祖是商朝開國君主商湯。周初三監之亂后,為了安撫商朝的貴族及后裔,周公以周成王之命封商紂王之兄微子啟于商丘建立宋國,奉殷商祀。微子啟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是孔子的十四世祖。六世祖得孔氏,是為孔父嘉。孔父嘉是宋國大夫,曾為大司馬,封地位于宋國栗邑,后來在宮廷內亂中被太宰華督所殺。孔父嘉子木金父,木金父子祈父,祈父子孔防叔,孔防叔的孫子叔梁紇就是孔子的父親,叔梁紇為避宋國戰亂逃到魯國的陬邑(今山東省曲阜市)定居,其官職為陬邑大夫。

  叔梁紇的正妻施氏,生了九個女兒卻沒有兒子,小妾為他生了長子孟皮。孟皮有足疾,叔梁紇很不滿意,于是請求納顏氏女兒為妾。顏氏有三個女兒,只有小女兒顏徵在愿嫁叔梁紇。顏徵在時年不滿二十歲,而叔梁紇已經六十六歲,年齡相差懸殊,兩人為婚于禮不合,夫妻在尼山居住并且懷孕,故謂之“野合”。

  早年經歷

  孔子生而七漏,頭上圩頂(意為頭頂凹陷),而又因其母曾禱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

  魯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孔子三歲時,叔梁紇病逝。叔梁紇死后,顏徵在被叔梁紇正妻施氏所逐,于是帶孔子庶兄孟皮與孔子至曲阜闕里,過著清貧的生活。

  魯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孔子已意識到要努力學習做人與生活之本領,所以稱自己雖然已經十五歲了,但志向在于做學問。

  魯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孔子的母親顏徵在去世。這一年,季氏宴請士一級貴族,孔子去赴宴,被季氏家臣陽虎拒之門外。

  魯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孔子十九歲,為了能夠經常回到祖籍地宋國祭拜祖先,便迎娶了宋國人亓官氏為妻。

  步入仕途

  魯昭公十年(公元前532年),亓官氏生子。據傳此時正好趕上魯昭公賜鯉魚于孔子,故給其子起名為鯉,字伯魚。孔子自20多歲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對天下大事非常關注,對治理國家的諸種問題,經常進行思考,也常發表一些見解。這一年孔子開始為委吏,管理倉庫。

  魯昭公十一年(公元前531年),孔子改作乘田,管理畜牧。因小時候生活艱難,所以會干一些粗活。

  魯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郯子來到魯國朝見,孔子向郯子詢問郯國古代官制。孔子開辦私人學校,當在此前后。

  魯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孔子到30歲時,已有些名氣,所以自稱三十歲前后有所成就。這一年,齊景公與晏嬰來出訪魯國時召見了孔子,與他討論秦穆公稱霸的問題,孔子由此結識了齊景公。

  魯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孟懿子和南宮敬叔學禮于孔子。相傳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于老聃,問樂于萇弘。

  漢畫像石《孔子問禮》拓片魯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魯國發生內亂。魯昭公被迫逃往齊國。孔子也離開魯國,到了齊國,受到齊景公的賞識和厚待,甚至曾準備把尼溪一帶的田地封給孔子,但被大夫晏嬰阻止。

  魯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說君王要像個君王,臣下要像個臣下,父親要像個父親,兒子要像個兒子。孔子在齊聞《韶》樂,如醉如癡,三月不知肉味。

  魯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齊國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聽說后向齊景公求救。齊景公說自己老了,不能用了。孔子只好倉皇逃回魯國。

  魯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晉魏獻子執政,舉賢才不論親疏。孔子認為這是義舉,在近處不會埋沒與自己親近而有賢德的人,在遠處不會埋沒受人推舉而有賢德的人,這可以說是仁義了。

  魯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冬天,晉國鑄刑鼎。孔子認為晉國的滅亡,主要是因為統治者沒有好的制度和法度。

  魯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年),孔子四十歲,經過幾十年的磨練,對人生各種問題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所以自稱四十歲不疑惑。

  魯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季氏家臣陽虎擅權日重。孔子稱之為家臣掌政。所以孔子不上任,退隱而修著《詩》《書》《禮》《樂》,眾多弟子跟著孔子走遍各國,跟隨他學習。陽虎想要見孔子,而孔子卻不想見到陽虎,后來兩人在路上相遇。陽虎勸孔子出仕,孔子沒有明確表態,隨后孔子被升為小司空。

  魯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孔子升為魯國大司寇,攝相事,七日而誅少正卯,曝尸三日,魯國大治。

  魯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為削弱三桓(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三家世卿,因為是魯桓公的三個兒子的.后代,故稱三桓。當時的魯國政權實際掌握在他們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著三桓)采取了隳三都的措施,拆毀三桓所建城堡。后來隳三都的行動半途而廢,孔子與三桓的矛盾也隨之暴露。

  魯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孔子五十五歲。春天,齊國送八十名美女到魯國。季桓子接受了女樂,君臣迷戀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與季氏出現不和。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魯國舉行郊祭,祭祀后按慣例送祭肉給大夫們時并沒有送給孔子。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離開魯國,到外國去尋找出路,開始了周游列國的旅程。

  周游列國

  孔子像魯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帶領弟子離開魯國來到了衛國。孔子在衛國被衛靈公夫人南子召見。孔子的弟子子路對孔子見南子這件事極有意見批評了孔子。鄭國的子產去世,孔子聽到消息后,十分難過,稱贊子產是從古代流傳下來的慈惠的人。孔子帶弟子先到了衛國,衛靈公開始非常尊重孔子,按照魯國的俸祿標準發給孔子俸粟6萬,但并沒給他什么官職,沒讓他參與政事。孔子在衛國住了約10個月,因有人在衛靈公面前進讒言,衛靈公對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開監視孔子的行動,因此孔子帶弟子離開衛國,打算去陳國。路過匡城時,因誤會被人圍困了5日,逃離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衛國貴族公叔氏發動叛亂,再次被圍。逃脫后,孔子又返回了衛國。衛靈公聽說孔子師徒從蒲地返回,非常高興,親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幾次離開衛國,又幾次回到衛國,這一方面是由于衛靈公對孔子時好時壞,另一方面是孔子離開衛國后,沒有去處,只好又返回衛國。

  魯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孔子離開衛國回到魯國。

  魯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吳國使人聘魯國,就“骨節專車”一事問于孔子。

  魯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孔子由魯國來到衛國。衛靈公問陣于孔子,孔子婉言拒絕了衛靈公。孔子在衛國住不下去,離開衛國西行。經過曹國,曹伯陽沒有接見孔子。在曹國稍作停留,到達宋國,宋司馬桓魋討厭孔子,揚言要加害孔子,孔子微服而行。五十九歲的孔子離開衛國經曹國、宋國、鄭國至陳國,陳國于是派服勞役的人將孔子師徒圍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帶糧食吃完,絕糧七日。最后還是子貢找到楚人,楚國派兵迎孔子,孔子師徒才免于一死。

  魯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孔子六十歲,稱自己這時候,能正確對待各種言論,不覺得不順。孔子過鄭到陳國,在鄭國都城與弟子失散獨自在東門等候弟子來尋找,被人嘲笑,稱自己頹喪的樣子如同喪家之犬。

  魯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孔子離開陳國,來到了蔡國。

  魯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孔子從蔡國來到葉國。葉國君主葉公向孔子問政,并與孔子討論有關正直的道德問題。在離開葉國返回蔡國的途中,孔子遇到一位隱者。

  魯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孔子與弟子在陳國、蔡國之間被困絕糧,許多弟子因困餓而病,后被楚國人相救。由楚國返回衛國,途中又遇隱者。

  魯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孔子又回到衛國,主張在衛國為政先要正名。

  魯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吳國討伐魯國,吳國戰敗。孔子的弟子有若參戰有功。

  魯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孔子在衛國,孔子夫人亓官氏去世。

  魯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齊國派師討伐魯國,孔子弟子冉求帥魯師與齊戰,獲勝。季康子問冉有指揮才能從何而來,冉有說是向孔子學來的。六十八歲的孔子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季康子派人以幣迎孔子歸魯國。孔子周游列國十四年,至此結束。孔子仍有心從政,但仍是被敬而不用。季康子欲施行田賦,孔子反對。對冉有說判斷一個人的行為是不是君子的行為,應該用他的禮數來判斷。施舍的時候,會從重付出;做事的時候,會中庸而行之;死的時候,會對自己薄葬。

  返回魯國

  魯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孔子繼續從事教育及整理文獻工作。這一年冬天,孔子的兒子孔鯉去世。

  魯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孔子七十歲,稱自己這時候隨心行事也可以不逾越規矩。這一年,孔子最愛的弟子顏回先他而死,孔子十分悲傷,感慨到昔日曾跟隨自己從陳國到蔡國去的學生,此時卻都不在身邊受教了。

  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春天,西狩獲麟。孔子認為這不是好征兆,說吾道窮矣。于是停止修《春秋》。同年六月,齊國陳恒弒齊簡公,孔子齋戒沐浴三天,見魯哀公,請求魯國出兵討伐陳恒,沒有得到支持。又向季孫請求出兵,結果遭到拒絕。

  卒葬泗上

  魯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孔子另一得意門生子路死于衛國內亂,而且還被剁成肉醬。經過這一系列打擊后,孔子知道自己時日不多。

  魯哀公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公元前479年4月4日),子貢來見孔子,孔子柱杖依于門前遙遙相望。他責問子貢為何那么晚來見自己。于是嘆息說泰山將要坍塌了,梁柱將要腐朽折斷了,哲人將要如同草木一樣枯萎腐爛了。孔子流下了眼淚,說:“天下無道已經很久很久了,沒有人肯采納自己的主張。自己的主張不可能實現了。夏朝的人死時在東階殯殮,周朝的人死時在西階殯殮,殷商的人死時在兩個楹柱之間。昨天黃昏夢見自己坐在兩楹之間祭奠,自己的祖先就是殷商人啊。”

  魯哀公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孔子患病不愈而卒,終年七十三歲,葬于魯城北泗水岸邊。

  孔子卒后,不少弟子為之守墓三年,唯獨子貢為孔子守墓六年。弟子及魯國人從墓而家者上百家,得名孔里。孔子的故居改為廟堂,受到人們的奉祀。

  主要影響

  道德學說

  孔子立像孔子建構了完整的“德道”思想體系:在個體層面主張“仁、禮”之德性與德行。德道思想體系是以性善論(“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為基礎,以立人極(“三極之道”)為旨歸,以人道與天道、地道相會通,人道中庸又適時之變為方法論的完足思想體系。

  孔子創立了以仁為核心的道德學說,他自己也是一個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樂于助人,待人真誠、寬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躬自厚而薄責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準則。“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是孔子對自己一生各階段的總結。

  孔子的仁說,體現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禮說,則體現了禮制精神,即現代意義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義這是人類永恒的主題,對于任何社會,任何時代,任何一個政府都是適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會則是建立人類文明社會的基本要求。孔子的這種人道主義和秩序精神是中國古代社會政治思想的精華。

  政治學說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內容是“禮”與“仁”,在治國的方略上,他主張“為政以德”,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這種治國方略也叫“德治”或“禮治”。這種方略把德、禮施之于民,嚴格遵循等級制,把貴族和庶民截然劃分為治者與被治者。打破了貴族和庶民間原有的一條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禮制傳統較深的魯國,這時周王朝的統治權力已經名存實亡,諸侯間相互爭戰不斷,出現了“王道哀,禮義廢,政權失,家殊俗”的社會現實,“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個時代的特點。社會矛盾的激化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殘。這些共同構成了孔子政治思想產生的歷史淵源和社會條件,“仁”與“禮”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大同”社會的基本特點是:大道暢行,“天下為公”,因而能“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為親,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兒女為愛,而是相互敬愛,愛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孩子們都能獲得溫暖與關懷,孤獨的人與殘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滿意的歸宿。陰謀欺詐不興,盜竊禍亂不起,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人人講信修睦,選賢舉能。這是一幅理想化的傳說中的堯舜時代的原始社會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會。

  孔子主張的較低政治目標是小康社會。小康社會的基本特點是:大道隱沒,“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與這種貧富不均、貴賤不等相適應,產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倫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相應地還要設“城郭溝池以為固”。由是,“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這種社會顯然沒有“大同”世界那樣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禮、仁、信、義,所以稱為小康。這種社會實際上描述了“私有制”產生后的階級社會的“盛世”。

  孔子的大同社會、小康社會理想對中國后世影響深遠。后來不同歷史時期,不同階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內容的憧憬藍圖和奮斗目標,這種思想對進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啟發,洪秀全、康有為、譚嗣同和孫中山都受其影響。

  身處亂世的孔子所主張的仁政沒有施展的空間,但在治理魯國的三個月中,使強大的齊國也畏懼孔子的才能,足見孔子無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稱號。

  經濟學說

  孔子的經濟思想最主要的是重義輕利、“見利思義”的義利觀與“富民”思想。這也是儒家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對后世有較大的影響。

  孔子所謂“義”,是一種社會道德規范,“利”指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謀求。在“義”“利”兩者的關系上,孔子把“義”擺在首要地位。他說:“見利思義。”要求人們在物質利益的面前,首先應該考慮怎樣符合“義”。他認為“義然后取”,即只有符合“義”,然后才能獲取。孔子甚至在《論語·子罕》中主張“罕言利”,即要少說“利”,但并非不要“利”。

  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干不符合道義的事而獲得富貴,就如同浮云一樣,不屑于用不義的手段取得富貴。在他的心目中,行義是人生的最高價值,在貧富與道義發生矛盾時,他寧可受窮也不會放棄道義。孔子還認為,對待“義”與“利”的態度,可以區別“君子”與“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義”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養的“小人”,則只知道“利”而不知道“義”。這就是孔子在《論語·里仁》中說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有人認為孔子既然重“義”,則勢必輕視體力勞動。這種觀點是錯誤的。《論語》中記載他對想學農的弟子樊遲十分不滿,罵他是“小人”,這是因為孔子認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擔的是更大的責任。他要讓他的學生成為價值的承擔者而不是一個農民。

  由于孔子保守的政治態度,因此對待經濟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魯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實行“初稅畝”,從法律上承認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時代的重大經濟改革;但是據《左傳》說,孔子修《春秋》時記載“初稅畝”,目的是批評其“非禮也”。而民眾若不富足,國君就不會富足。在《論語·堯曰》中還記載,孔子主張“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對民眾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張賦稅要輕一些,徭役的攤派不要耽誤農時。《論語·述而》記載,孔子還對當時的為政者進行說教,要求為政者不要過于奢侈,要注意節儉。他說:“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同時,還主張“節用而愛人”。這里面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運用于經濟領域。

  教育思想

  孔子在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賦素質相近,個性差異主要是因為后天教育與社會環境影響(“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應該受教育。他提倡“有教無類”,創辦私學,廣招學生,打破了奴隸主貴族對學校教育的壟斷,把受教育的范圍擴大到平民,順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趨勢。

  孔子主張“學而優則仕”,學習了還有余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養從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須具有較高的道德品質修養,所以孔子強調學校教育必須將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

  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內容是“禮”和“仁”。其中“禮”為道德規范,“仁”為最高道德準則。“禮”是“仁”的形式,“仁”是“禮”的內容,有了“仁”的精神,“禮”才真正充實。在道德修養方面,他提出樹立志向、克己、踐履躬行、內省、勇于改過等方法。

  “學而知之”是孔子教學思想的主導思想。在主張不恥下問、虛心好學的同時,他強調學習與思考相結合(“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同時還必須“學以致用”,將學到的知識運用于社會實踐。

  孔子在教學方法上要求老師“有教無類”“經邦濟世”的教育觀,“因材施教”“啟發式”的方法論,注重童蒙、啟蒙教育。他教育學生要有老老實實的學習態度,要謙虛好學、時常復習學過的知識,以便“溫故而知新”、新知識引申拓寬、深入,“舉一而反三”。他最早提出啟發式教學。他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意謂教師應該在學生認真思考,并已達到一定程度時恰到好處地進行啟發和開導。

  他又是在教學實踐中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過談話和個別觀察等方法,他了解和熟悉學生的個性特征,在此基礎上,根據各個學生的具體情況,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養出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熱愛教育事業,畢生從事教育活動。他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不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范行為感化學生。他愛護學生,學生也很尊敬他,師生關系非常融洽。他是中國古代教師的光輝典型。

  孔子的教育活動不但培養了眾多學生,而且他在實踐基礎上提出的教育學說,為中國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論基礎。

  史學思想

  孔子治史思想的一個重要主張就是“直”,即研究歷史要實事求是,不但要重視根據,而且要“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論語·為政》),他竭力反對那些狂妄不直的人,說:“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論語·泰伯》)他這種一以貫之的主張,也反映到他的治史態度中。

  孔子的治史觀不僅反映到治史態度和治史主張上,而且還體現在歷史發展觀中。孔子認為歷史在不斷“損益”,他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論語·為政》)周代正是在總結夏、殷二代的基礎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歷史不是倒退,而是后來居上,是前進發展著的。盡管這種思想很朦朧,但卻是中國史學史上進化論的可貴的開端。

  美學思想

  孔子的美學思想核心為“美”和“善”的統一,也是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孔子提倡“詩教”,即把文學藝術和政治道德結合起來,把文學藝術當作改變社會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孔子認為,一個完人,應該在詩、禮、樂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學思想對后世的文藝理論影響巨大。

  孔子在易學中明確提出了“美在其中”“見仁見智”等著名美學命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問易》在易宗基礎上提出了美宗——陽剛、陰柔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認為“陰陽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可謂是美學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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