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在中國歷史：唐宋獲法律優待 明朝許其永住

外商在中國歷史：唐宋獲法律優待 明朝許其永住

　　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11月17日發文，決定從12月1日起，對在華外商投資企業、外國企業及外籍個人征收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

　　這意味著今后中國境內所有內外資企業將統一稅制，外資企業享受“超國民待遇”的時代正式終結。

　　上世紀80年代初，國家在稅收方面給予外資企業很大優惠，這項政策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自然是能吸引外資，弊的一面是不利于公平競爭，還會引起弄虛作假等不良現象發生。取消這項政策是自然的事。

　　取消政策優惠表明對外經濟政策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因時因事而發生的。這種變化古今中外都會發生，尤其是在中國。

　　如何和外國打交道，包括政治、經濟等方面似乎一直是中華民族的一道很難破解的考題。

　　唐宋對外商法律優待

　　對外通商貿易應該是國與國之間必然進行的交往活動，但在我國歷史上，這條路走得很曲折。

　　西漢之前，由于經濟實力有限，對外貿易并沒有得到很大發展。

　　從漢武帝時期，中國對外貿易逐漸頻繁。但在與匈奴的邊境貿易中嚴禁鐵器、馬駑等出口，也禁止百姓私下和匈奴往來。

　　唐宋對陸上和海上的對外貿易極為重視，但嚴禁民間貿易。

　　明代的邊境貿易沿襲唐宋之制，但嚴禁民間海上貿易。

　　清朝大多時間實行海禁。

　　縱觀歷史，大多數情況下，各朝實際上并不把邊貿看作經濟行為，而看作是政治行為、外交行為，因而對待前來邊貿的外國商人的方式也很有趣。

　　唐宋時期來華的外商眾多，其中阿拉伯商人最為活躍。其中相當一部分是與中國相鄰近的波斯的“胡商”，他們從陸上絲路攜帶著香料和珍寶來到涼州、長安，然后深入到洛陽、成都以及長江流域。

　　外商運到中國的商品有香料、犀角、象牙、珊瑚、水晶木等奇珍異品以及鑌鐵、砂金、木材等原材料，還有一些高級手工藝品。從中國運出的商品有絲織品、陶瓷、金、銀、藥材等。

　　唐代規定，外商入境必須先在邊關提出申請，由地方政府申報中央政府批準。743年，唐玄宗出于對外商交通敵國的警惕，甚至下敕禁斷外商往來。

　　唐代有“互市”制度，外商與華人交易必須經“互市”進行。互市的場所是一個四面由塹壕籬笆圍繞的院落，入口有專人把守。交易之日，商人攜帶商品在卯時后來到市場，先與管理官員核定物價，然后開始買賣。

　　從海路來中國的外商抵境后，須先赴市舶司衙門，由市舶司將貨物登記在冊，代為保管。之后，商人須交納30%左右的人口稅后，領回貨物，方可在廣州列肆交易。進入內地，則須呈報有關部門批準。外商在中國旅行和華人一樣，必須憑官方發給的通行證，即所謂“過所”，上面寫明旅行者以及陪同人員的姓名、年齡以及所隸屬宗族，注明隨帶的白銀與物品。

　　中唐以后，河隴(指河西和隴右，相當于今甘肅西部地區)被吐蕃占據，西域及中亞各國的使者被隔斷歸路而滯留長安，其中有一部分人就轉而經商，多從事抵押借款和高利貸業務，直至唐末。

　　宋代政府制定了“招徠遠人、阜通物貨”的國策，擴大與海外諸國貿易的范圍。資料記載，與宋通商的國家有50多個，外國商船漂洋過海而來，也有不少是乘坐中國商船入華。當時中國船大而堅固，安全性能更好。外商抵岸后，須將貨物送存市舶庫，經官府抽稅、核價以后，才可領回貨物在民間銷售，程序大體上與唐代相同。

　　唐宋時代的外商在華享有一種類似治外法權的特權。唐律規定，同一國家的外商之間發生民事糾紛或刑事案件，由該國商人首領依照本國法律處置，中國官吏基本上不加干涉;不同國家的外商相互爭斗，則按照中國法律論處。

　　宋代外商享有治外法權的情況更為普遍�！端问�·日本傳》記載，日本人打死中國人后，須交給日本商人頭領按日本國法律治罪。阿拉伯商人犯徒刑以上重罪由中國官員審判，犯徒刑以下輕罪，則由蕃長依照伊斯蘭法典論處。

　　明代許外商永久長住

　　明代，絲綢之路是中國與外界交往的主要通道之一。當時，外國商人以貢使的名義，通過絲綢之路與中國進行商貿活動。他們帶來的主要物品有馬匹、駱駝、獅子、鉆石、地毯、紙張、葡萄干、寶刀等，以此來換取中國的瓷器、紅玉、絲綢、茶葉、麝香、顏料、桐油等。

　　為確保絲路貿易的正常進行，明朝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嚴格的管理措施。第一，每一使團進入嘉峪關時，必須出示關文，并逐一登記，不能隨意入關;第二，外商在明朝境內從事貿易時，不得大量收購禁賣物品，如茶葉、羅綺、箭竹等，不能將熟鐵、兵器等夾帶出關;第三，外商必須遵守中國法令，不得毆打中國居民，不得刺探軍事情報，不得攜帶中國人口出境;第四，外商出關時，要接受嚴格檢查。

　　明朝很重視朝貢貿易。外商入關時，甘肅鎮官員要舉行隆重的接待儀式，置辦豐盛的酒席款待;入關后，官府要免費提供食宿和驛遞。

　　進入嘉峪關的外國商人，當地官員按照有關規定，將其分為“起送貢使”與“存留貢使”。起送貢使一般只占使團人數的十分之一。他們在前往北京的途中，每到一地，當地官員都要組織盛會歡迎。起送貢使不得從事交易，只能攜帶一部分優質商品前往北京，一部分貢獻于皇帝，一部分在北京市場上出售。他們可獲得皇帝的優厚賞賜，以體現明朝在朝貢貿易中所奉行的厚往薄來原則。在覲見完畢后，起送貢使由原路返回。

　　存留貢使到北京亦得到皇帝的不同賞賜，他們帶來的大多數商品在甘州、肅州等地被官府代為出售，而馬匹全由陜西行都司收購，用于西北邊地的耕防。

　　明朝還允許外商在中國永久居住。明代西歐著名傳教士利瑪竇在一本書中寫道：“外商中有很多已在此地(指肅州)娶妻，成家立業，因此他們被視為土著，再也不回他們的本土……根據法律，在那里居住了9年的人就不得返回他自己的本鄉。”

　　明朝對絲綢之路的管理較為得當，絕大多數外商都能按照明朝的法令從事貿易，這使漢唐以來的絲綢之路在明代大放異彩。明朝通過對絲綢之路的管理穩定了西北邊疆，與眾多的西域國家進行廣泛的接觸，長期和平友好，頻繁貿易往來，使明代絲綢之路成為開放之路、商業之路和旅游之路，對當時西北地區的穩定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近代多外商投資產業

　　真正的外資企業進入中國是200年前的事。

　　18世紀初，英國產業革命結束，進入資本主義時代。171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廣州設立洋行，這是外國資本最早在華設立的企業。

　　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夕，廣州已有外商開設的洋行55家，但大多以鴉片貿易為主。這期間，外企常因是否可以進駐通商城市而與清廷及官府發生矛盾，又因鴉片生意等引發戰爭。

　　兩次鴉片戰爭失敗后，清朝被迫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外國在華投資中心即隨貿易中心一道從廣州移至上海。

　　這以后，大型洋行相繼在華設立，外國銀行或金融業也開始發展起來，外商還非法在中國沿海一帶建立工廠。甲午戰爭前，外商在華的工業企業已有191家。

　　甲午戰爭后，中日簽訂《馬關條約》。據此，日本取得了在華建廠特權。西方列強根據片面最惠國待遇也得到了這個特權。從此，外國在華投資合法化，外資企業迅速發展。

　　1898年，中國境內外資商行共773家。一些大托拉斯企業開始來華投資，如英商英美煙公司、亞細亞火油公司、美商通用電氣公司等。外資公用事業公司，如北京英商電燈公司、天津比商電燈電車公司等相繼成立。

　　外資鐵路和礦山也開始出現，如俄國修筑了中東鐵路，德國修筑了膠濟鐵路，法國修筑了滇越鐵路。

　　在礦業方面，焦作煤礦、開平煤礦、撫順煤礦和本溪湖煤鐵礦、門頭溝煤礦等，都在此時被外商收購。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方列強先后卷入戰爭，日本乘機大規模擴大對華投資。日本企業大批來華設立工廠，日本還插手北洋政府的軍政、鐵路借款。北洋政府為軍政需要，借入的大量無擔保外債，幾乎都是由日本銀行承擔的。

　　1927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府成立后，其對外政策的重心轉向了美國和英國。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侵略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把中國東三省變成了它的殖民地，從此日本集中在東北投資。

　　抗日戰爭結束后，構成對華投資62%的日本投資被中國政府接收，日本在戰爭期間沒收的英美企業也由中國政府予以發還。

　　1946年，美國的一些大公司都與南京政府訂立協議，準備設立電機、造船、水泥、石油等企業，美國財團還取得了煤礦、有色金屬礦的開采權和成渝鐵路、川滇鐵路的筑路權。但是不久中國內戰爆發，美國龐大的對華投資計劃隨即擱淺。

　　隨著中國內戰結局日益明朗，外國在華投資則日見衰落。上海原有1800家外資企業，到1950年7月只剩下684家，僅占總數的38%。

　　新中國成立后，美國凍結了中國在美國的財產，中國政府對上海的美商企業也采取了軍事管制和沒收的政策;對其他國家的企業則分不同情況，采取收買、租用等形式使其產權轉變成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

　　至此，外國在中國的投資走到了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