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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知識分子的困境:只有兩條路可走
知識分子,是指有獨立思考能力、以闡發或者運用知識為工作的腦力勞動者。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古代知識分子的困境:只有兩條路可走,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古代知識分子的困境:只有兩條路可走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只有兩條路可走,即入流還是不入流,“登科”還是“不登科”。是做官呢,還是如袁守誠一樣,做一個逍遙自在的民間高人?
明代版西游第九回,算命先生袁守誠與涇河龍王打賭,看誰預測的下雨時間和雨量更為準確。結果龍王作弊,私自調整下雨的“天機”,被天庭問責。他只好求救于唐太宗,可太宗沒有兌現對他的承諾,致使其死亡。心有愧疚的李世民因擔心龍王冤魂不散,特意跑到大相國寺還愿,由此得以遇見唐僧,為西天取經開了一個頭。
可見,所謂的西天取經的壯舉,不過是由袁守誠與涇河龍王的一次打賭所引發的。故而,袁守誠被西游認為是所謂的“不登科的進士”——沒有做官,卻做了很大的事業——還是有道理的。
大抵,袁守誠就是西游作者吳承恩的代言人,如同《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就是作者吳敬梓一樣。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只有兩條路可走,即入流還是不入流;“登科”還是“不登科”;是做官呢,還是如袁守誠一樣,做一個逍遙自在的民間高人?
吳承恩與吳敬梓,都是天賦異稟之人,也都是因各種原因不做官的典型。可是,他們只不過是少數人。考科舉做官,對絕大多數讀書人具有一種天然的誘惑力,畢竟他們沒有太多別的出路。渴望著做官,始終貫穿著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整個心路歷程,甚至整部中國古代史。
可是,這種世俗的利益,并非所有人都趨之若鶩。《儒林外史》中的第一完人杜少卿,其家是當地的科舉望族,父祖輩都是高級干部。可他卻樂善好施,笑傲權貴,視金錢如糞土,跟著感覺走,最后散盡家產,一貧如洗,并遠離故土。但他依然歡歌笑語,至死不渝。
而“儒林”的作者吳敬梓也同樣如此,其祖輩有六人是進士,包括一個榜眼、一個探花。可是,他就是不走科舉之路。最終,吳敬梓與他筆下的杜少卿一樣,都成了世俗中“不可效此兒郎”的不肖子孫。而明代的吳承恩,他的科舉之路也如清代的吳敬梓一樣,蹉跎糾結,屢考不中。幸運的是,他有絕活,早在吳敬梓創作“儒林”兩百年前,就寫出了千古好書《西游記》。
不過,別看這些不做官的大家死后著作等身,爆得大名。可生前的凄涼與痛楚,又怎是后人所能想象的?《儒林外史》中的周進,參觀向往已久的圣地——省城貢院(明清鄉試的考場)——之時,突然鼻滴滿臉,興奮過度,以至于昏死過去,醒來還繼續號哭,滿地打滾,口吐鮮血。當時,周進頭發胡子都白了,考了幾十年,居然還只是一個最低等級的“童生”,連秀才都不是。范進更是加強版的周進,他在中舉之前,其岳父胡屠夫把他不當人看,時時挖苦他、羞辱他。中舉之后,年過半百的范進一頭栽進污水溝,差點瘋掉。
好在周進與范進最終還都考上了進士。而清初的蒲松齡,比周進、范進更慘,考了十幾次,都沒中個舉人,寫鬼故事便成了他最大的寄托。
一是如吳承恩與蒲松齡這樣、沒有走狗屎運中舉的中下層讀書人。還好這四位大師有著作流傳,讓人得以銘記。他們是極少數中了五百萬大獎的民間高人。而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則完全如周進與范進中舉前那樣,忍受極大的侮辱與煎熬,卻最終一無所獲。
吳敬梓作為“紈绔子弟”,徹底與祖輩為自己打下的基礎和圈子決裂,自覺地不受某種僵化圈子的羈絆,走上一條“隨心所欲不逾矩”的逍遙之路,與自己小說中的主人公一道,赤膊上陣,自斷后路,對科舉制度的條條框框,進行了瘋狂的反抗。壯哉。
祖墳上冒了青煙,僥幸登科做官的讀書人,也有到后來心灰意冷、抓狂難受的,甚至有絕望透頂、一死了之的。極端者如明代大哲學家、西游大評家李贄老先生。此公官至知府,正當仕途頗為順坦之時,卻大罵官場,掛冠離去,瘋狂地批判儒家所謂的“道德”,對那些亙古不變的人情世故“拳打腳踢”,大大地宣泄了一番,最后在獄中割喉自殺。
不過,李贄這樣的“奇葩”,畢竟千年難出一個。中舉、入流,從來都是古代讀書人的終極價值。即便是“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的大詞人柳永,不也在“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之后,依然致力于舉業嗎?即便是“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的李白,不也長久地等待著唐明皇的召見與重用嗎?即便文化水平稍遜的大佬松江,到頭來還不是一心向往朝廷,渴望登上天子的殿堂嗎?
拓展:中國古代傳統知識分子的文化心態
十三歲時,開始嘗試創作詩歌,十五歲的時候,開始嘗試古體詩歌創作。2018年夏,開始創作長篇歷史架空小說《千秋帝業》,同年11月,簽約北京盛世君閱文化有限公司,在鐵血讀書連載上架,截止到今天已全部連載完畢。我的人格理想是:由書呆子,變成純粹的讀書人,再由讀書人成為真正的知識分子。有感而發,我今天與大家分享的知識,討論的話題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文化心態
根據史料記載中華文明約起源于公元前31世紀,至遲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殷商時代就已經創造出了光輝燦爛的古代文化,但是一直到西周滅亡,中國社會始終沒有產生我們現在意義上的所謂的知識分子。
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鎬京,次年周平王在一部分諸侯的支持下,遷往雒邑,東周開始。東周的君主雖然還是名義上的“天子”,萬眾擁戴的天下共主,但是已經沒有能力也沒有心力再去調控各諸侯國之間的關系。隨著各諸侯國之間的利益紛爭愈演愈烈,西周初年建立起來的貴族等級制度遭到破壞,一大批低層奴隸主貴族淪為庶民。士人階層由此從上層下移到民間,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知識分子群體逐漸產生。
身為貴族的士人在淪落為庶民后,他們飽含著無比熱烈的激情很難以言說的沖動生活在春秋那樣一個大分裂、大動蕩、大變革的亂世。面對日益敗壞的社會現實,掌握知識文化的士人萌生了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批判精神——他們要用自己的知識文化重新建構社會秩序,試圖憑借著自身的努力促使混亂的社會重新實現有序化。
為了實現這一社會目的,士人們開始以著書立說的方式來來表達自己的社會政治理想,并通過廣授門徒來擴大自己學說的影響從而干預引導社會, 漸漸地,士人階層中的很多精英紛紛以自己的學說為主體開宗立派。老子的道家、孔子的儒家以及墨子的墨家和孫武的兵家等等。
在這些文化巨子各自宣傳自己的主張與學說的同時,整個士人知識分子群體的文化心態也就日益表露了出來:一方面,他們都有感于社會的混亂無序而欲起救之,這是他們的救世心態。另一方面,又對自己的個體生命面臨的種種危機深深地感到強烈的不安,欲尋求安身立命之法,這是他們的自救心態。
懷著一種救世心態他們激勵自己積極入世,為實現社會的安定有序盡一份力,而當自救心態占上風時,他們又不免生出一種消極避世的愿望來。希圖救世的知識分子以儒家、法家、墨家為代表,渴望自安的知識分子則以老莊道家為代表。
出世和入世,救世和自救雖然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心態,但其并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是先秦時期一般知識分子都普遍具有的雙重心態。比如儒家雖然主張積極入世,卻也含有某種出世隱逸的成分。而道家雖然側重于出世,但是卻也含有一定的入世因素。與這種文化心態相對應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格局由此奠定,即“儒道互補”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文化心態一言以蔽之,就是孟子所倡導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而決定古代知識分子心態變化的根本因素只有一個,那就是君臣關系的變化。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主要智慧和精力沒有用于探討自然宇宙的秘密,也沒有用于創造物質財富,他們的全副精神都用在了思考如何應付君權,尋找到與君權合作的最佳途徑上——因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儒家文化就成了中國文化的主流,而以儒家學者為代表的知識分子,自其誕生就是以“克已復禮,天下歸”——通過個人道德的修養達到改造社會的政治目的為最高任務。縱觀儒家所有的文化建構無不以這一最高目的為核心。
正是因為古代知識分子的這種文化心態,中國主流文化始終是在政治與知識的緊密聯系之間發展,卻始終不能獲得純粹的知識形態向自然領域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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