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心得體會
有了一些收獲以后，寫一篇心得體會，記錄下來，這樣能夠讓人頭腦更加清醒，目標更加明確。那么寫心得體會要注意的內容有什么呢？以下是小編整理的研究心得體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古典文學知識》編輯部來函讓我介紹治學經驗，根據我的具體情況，我想就古代文學的綜合研究談自己的一些體會，與讀者朋友交流。
我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發表論文，1987年出版第一部專著《興的源起——歷史積淀與詩歌藝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20__年出版最近的一部專著《現代學術文化思潮與詩經研究——20世紀詩經研究史》（學苑出版社出版），二三十年來，綜合研究一直貫穿著我的全部研究歷程。
所謂綜合研究是指以大文化為背景，運用多種學科知識對文學作品進行綜合性的考察，以揭示其演變規律、總體特征、內在精神、感情心理乃至藝術審美及其與各種意識形態的復雜聯系，力求在與文化的統一中對作品做多層面的較深解讀。顯然，綜合研究不但超越了傳統的字句解讀和五十年代以后的歷史社會學分析，而且通過揭示作品“生態環境”的文化還原，把作品真正地歸還給了它的時代。這極大地提升了研究方法的適應力和穿透力，為深化古代文學研究提供了方法論的保證。
例如，“興”的研究是“詩經學”乃至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的重要課題，古今論著不可勝數，但從來沒有人從發生學的角度考察“興”的起源。事實上，這是一個存在很多疑問且具有廣闊開發前途的重要論題。朱熹說：“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既是詠其“所詠之詞”，為什么不去直詠，偏要繞彎子來先言“他物”？有人從審美或實用的角度來解釋這個問題，都不符合實際，因為在“興”起源的原始時代，先民根本就不具備那樣的審美能力和表現能力。事實上，原始先民以“他物”起興既不是出于審美動機，也不是出于實用動機，而是出于一種深刻的宗教原因。不同的原始興象具有不同的宗教根源，80年代初期發表的《鳥類興象的起源與鳥圖騰崇拜》、《魚類興象的起源與生殖崇拜》、《樹木興象的起源與社樹崇拜》和《虛擬動物興象的起源與祥瑞觀念》等論文（這些論文都是《興的源起》的組成部分），就是專門研究這個問題的。可以看出，研究“興”的起源實際就是研究那具有審美特征的“他物”的前身的歷史性質，這不但有助于認識“興”起源的本質、早期藝術與宗教的關系，而且促進了文學的文化研究的發展。
又如，戰爭詩本應描寫雙方戰斗的場面，但《詩經》中的戰爭詩卻一無例外地只寫兵強馬壯、儀仗威嚴以及對于文德教化的宣揚，而從不直接描寫廝殺格斗的場面，這只要與希臘史詩《伊利亞特》的戰斗場面描寫做一對比，就會看得十分清楚。局限于文學自身是根本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的，而必須從周代的政治、軍事思想中尋找答案。我在《詩經研究反思》一書和有關論文中指出我國古代理想的政治是崇德尚義，垂裳而治，理想的戰爭則是“勝殘去殺”，戰勝于廟堂。這一思想在《尚書》、《周易》和《論語》以及兩漢典籍中多有反映。《詩經》戰爭詩正是以這一思想為靈魂。這樣從大文化的背景下去審視《詩經》戰爭詩，會有更深刻的認識。
再如《詩經》中的宴飲詩，上世紀50年代以來，有關論著多以其反映統治階級的腐化享樂生活、沒有任何進步意義和價值而加以徹底的否定，顯然這是一種簡單的形而上學的批評方法。如果從綜合研究的角度深入到當時社會的意識形態，將宴飲詩與周代禮樂文化聯系起來，就會看到其巨大的文化價值。我在《詩經研究反思》和有關論文中指出，宴飲詩通過表現賓主從容守禮的道德風范與和諧融洽的人際關系，不但突出反映了禮樂文化的道德實質，而且活生生地展現了禮樂文化的外在風貌和內在之美，以及古代東方人際關系特有的“人情味”。宴飲詩這方面的價值是其他任何詩歌都不能代替的。
綜合研究方法之所以能夠提出和解決一些重要的難題，深化和拓展古代文學研究，與它的獨特的優長有直接關系。大體說來，綜合研究的優長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以大文化為背景的綜合研究，充分注意文學作品與其文化環境的統一，從而較好地解決了文學與其產生的環境、背景之間的關系。
文學作品與其歷史背景的關系問題，表面看來似乎很簡單，實際不然，我們在很長的時間內都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問題的關鍵在于對于環境、背景的理解，質言之，也就是究竟是環境、背景中的什么因素在制約和影響著文學的性質和特征。
上世紀50年代以前，人們對于文學產生的環境、背景的認識很狹隘，認為就是圍繞作者的小天地，即作者的生活范圍，如家庭環境、社會關系等等。這種觀點把文學產生的原因僅僅歸結為偶然的個人的因素，而徹底否定了文學的社會性和歷史性。五十年代以后，庸俗社會學盛行，認為文學是社會政治、經濟的集中反映，而政治、經濟又被簡單地歸結為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這兩種觀點表面看來恰好相反，實際卻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根本忽略和否定文化對于文學發展的制約和影響。
事實上，真正對文學產生巨大而深刻影響的是文化，特別是文化通過歷史積淀而形成的文化傳統。因為恰恰是文化及其傳統影響和決定著人們的行為習慣、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如哲學觀念、宗教信仰、生活理想、倫理道德、審美趣味以及有關的制度、風尚、習俗等等。所謂社會環境和背景對于文學的制約和影響，實際上正是這些因素起著關鍵的作用。
以大文化為背景的綜合研究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從文學與其文化環境的統一去把握作品的。例如《詩經》中的祭祀詩一般認為共有17首，通觀這17首詩歌會發現兩個有趣的問題：一是這17首詩歌以祭祀祖先的為最多，共13首，約占76%；二是在祭祀祖先的13首詩歌中又以祭祀文王和武王的為最多，共有9首，約占69%。如何理解這兩個問題？我在《關于〈詩經〉祭祀詩祭祀對象的兩個問題》一文中運用綜合研究的方法，從文學與文化的統一中尋找原因：原來在周人的各種宗教信仰，如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中，以祖先崇拜最為發達和盛行，《詩經》祭祀詩中祭祀祖先的詩歌最多，正是高度強化的祖先崇拜的反映。關于第二個問題，即在祭祀祖先的祭祀詩中為什么又以祭祀文王、武王的詩歌為最多，則是因為在他們身上集中了更多的觀念內容和價值。原來，文王、武王是周代新的天命觀念（相對于殷商時代的天命觀念而言）的最早的實踐者和體現者，祭祀他們固然是緬懷他們的豐功偉績，更重要的是通過祭祀他們來肯定和強化天命觀念，而肯定和強化天命觀念也就是肯定周人代商的現實，強化新王朝的統治。
當然，我們并不否認社會政治、經濟因素以及個人家庭、環境對文學創作的影響，但它們都是通過文化的中介在起作用，文學作品的內容絕不是它們在作品中的直接投影。
二、以大文化為背景的綜合研究，由于多學科的交叉容易形成廣闊的學術視野，因而便于從宏觀上把握研究對象的性質特征。學術視野是否廣闊不只是知識含量多少的問題，也不只是論題大小的問題，在本質上是長期學術積累所形成的知識系統和學術空間的縱深感，有了這種縱深感才可能有學術的深度和廣度。從宏觀上深刻把握研究對象的性質特征，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才有可能。
近三四年來，我在做20世紀《詩經》學術史研究。在正式動筆之前，曾反復考慮這樣兩個問題：一是學術史為什么會發展，也就是學術史發展的原因和動力是什么；二是20世紀《詩經》學術史的根本特征是什么，也就是20世紀《詩經》學術史與古代《詩經》學術史的根本區別是什么。對這兩個問題有沒有正確認識和深刻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上述課題能否較好地完成。
作為對于學術研究反思和總結的學術史，不是學術研究實例的總合，也不是學者及其論著的簡單排列，而是梳理和總結學術發展演化的歷史及其發展規律。學術史的性質決定了它本身即帶有某種綜合性，文學研究史也是如此。也就是說，解決文學研究史的問題必然要涉及其他諸多學科，局限于某一學科自身的狹隘范圍，是不可能真正解決該學科研究史的問題的。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只有運用綜合研究的方法才有可能完成學術史的研究任務。
從綜合研究的角度出發，在考察不同歷史階段的一些學科的學術史之后，認識到任何時代、任何學科的學術史之所以不斷發展，都是該學科的學術傳統與時代學術文化思潮“對話”的結果，也就是說，時代學術文化思潮才是學術史發展的原因和動力，是它通過學術傳統推動著學術史的發展。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的學術史都是如此，只不過由于古代社會發展緩慢，學術文化思潮的變化不像現代社會那樣劇烈和迅速，而不太引人注目罷了。
處于社會歷史和學術文化思潮激變背景下的20世紀《詩經》學術史，不同于古代學術史的根本特點，恰恰在于它與時代學術文化思潮之間的聯系更加密切，受到的影響和制約更加明顯和深刻——我國現代歷史上出現的一些重要的學術文化思潮總是很快就被“詩經學”吸納，并在新的研究成果中反映出來，《詩經》研究也因而成為20世紀古代文學研究中最為開放和活躍的學科之一。
“五四”時期，以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派是從疑古辨偽開始走上《詩經》研究道路的，他們的《詩經》研究不但是疑古辨偽的組成部分，同時也是它的延伸和深化，而疑古辨偽正是提倡科學和獨立思考的“五四”精神的體現。
二三十年代唯物史觀被引入《詩經》研究領域，使《詩經》研究發生了巨大變化：傳統“詩經學”的重點和強項在于考據和訓詁，而唯物史觀引入《詩經》研究領域，則致力于作品的解讀和闡釋，這極大地彌補了傳統研究的弱項，提高了《詩經》研究的深刻性和科學性。
50年代末到70年代，由于極“左”思潮的干擾，《詩經》“研究”完全喪失了學術獨立性，而聽憑政治的需要，胡亂杜撰，把荒謬、愚昧、落后的東西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80年代以后，以對傳統文化反思為先導的“文化熱”，不但從整體上推動了文化研究的發展，而且為《詩經》研究提供了觀念和方法論的支持。由于文化意識的普遍建立，學者們開始注意從文化的心理的層面（如思維方式、審美情趣、民族性格等）和有關的觀念、制度、風俗、習尚與文學關系的角度研究《詩經》，形成了《詩經》的文化批評模式。新的批評模式促進了對《詩經》的新一輪闡釋——《詩經》的文化闡釋。
開放意識促進了80年代以后《詩經》研究的海內外學術交流，其深度和廣度都遠遠地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極大地促進了“詩經學”的發展。
可以看出，隨著20世紀新的學術文化思潮的不斷涌現，《詩經》研究也“與時俱進”，異彩紛呈，這一切都是“詩經學”傳統與現代學術文化思潮“對話”的結果，就像歷史是“昨天”與“今天”永無休止的“對話”一樣。
從以上所說的根本特點出發，在《現代學術文化思潮與詩經研究——二十世紀詩經研究史》一書中，我沒有采用那種學者生平簡介加論著分析評論的“列傳式”的學術史建構模式，而采用了一種全新的“開放式”的學術史建構模式，即從《詩經》研究與現代學術文化思潮的內在聯系的視角切入，具體考察現代學術文化思潮如何影響和決定《詩經》研究的方向、重點和方法，以及不同發展階段之間的內在聯系、具體特征、成績和不足，簡言之，也就是在時代學術文化思潮的大視野與“詩經學”自身傳統結合的框架內，把握傳統“詩經學”在現代條件下的嬗變過程。
這本書的大膽嘗試，不但比較深刻地揭示了20世紀《詩經》學術發展史的基本特點和規律，給各個時期的學者及其著作以實事求是的評價和定位，更為重要的是打破了多年來“列傳式”學術史建構模式一統天下的局面。從此以后，學術史研究有了兩種不同的建構模式可供選擇，這當然有助于學術史研究的深入發展。這一點不只是對《詩經》研究史，而且對全部古典文學研究史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三、上述以大文化為背景的綜合研究的兩大優長的結合，形成了它的第三個優長，即增加了對于考察對象的審視視角和研究的切入點，因而有助于形成更多的論題。這無論是對于開拓新的研究領域，還是加強研究的深度，都有重要的意義。
從事研究工作的人多有這樣的體驗：有時，面對研究對象一片茫然，不知如何下手。這種情況的出現，原因在于找不到合適的視角和切入點。尋找和確定研究視角和切入點的目的就是為了深入到研究對象的內部，尋找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因此研究者應當主動去發現，這就要求他必須有一雙“先見”的眼睛。而給人以這種“先見之明”的恰恰正是他的學識和知識積累。綜合研究所涉及的學科多，知識范圍廣，因而找到的視角和切入點也就相對較多。
例如，上世紀50—70年代運用歷史社會學的方法研究屈原，一般都局限于文學研究的范圍（今天看來，那時對于文學的理解也不全面），很難再有其他的發現。而運用大文化背景下的綜合研究方法，則有很多的視角和切入點可以選擇，我在80年代進行屈原研究的時候，除了從文學的角度寫了《屈原在詩歌藝術史上的地位和貢獻》之外，還分別從美學、思想史和神話學的角度發表了《屈原的美學思想和創作主張》、《屈原思想與中國思想史上的“儒法合流”》以及《屈原在神話思想史上的地位和貢獻》等論文，這些論文后來都成為《屈賦研究論衡》一書中的重要章節。
又如，文學史在講神話的時候，往往會涉及它與哲學的關系，講寓言的時候又往往會涉及它與神話的關系。如果沒有必要的學識和知識儲備給你“先見”的眼睛，這個問題往往會一帶而過，不可能引起特別的注意。其實，這里就隱藏著很好的切入點。我在《莊子哲學觀念的神話根源》一文中從神話與哲學關系的角度考察了莊子哲學的性質和特征，指出莊子的一些哲學觀念，如時間觀念、生死觀念和主客觀關系的觀念，都直接繼承了原始神話，與原始神話所體現的原始哲學觀念具有明顯的淵源關系和某些一致性。莊子從建立自己哲學體系的需要出發，把蘊涵于神話故事中的原始哲學觀念加以提煉和概括，使之升華和哲學化，成為自己哲學觀念的一個組成部分。關于寓言與神話的關系，一般文學史和有關論著中都認為寓言起源于對于神話的繼承，這個觀點很片面、籠統，是錯誤的。我在《試論中國寓言的起源》一文中通過對于“畫蛇添足”、“魯侯養鳥”和“葉公好龍”等寓言的分析，指出這些寓言都是把往昔的那些以傳統的宗教觀念為基礎的行為和心理，如為蛇添足使其成龍、祭祀圖騰神靈和刻畫圖騰形象等等，放在春秋時代的新的歷史背景下，用實踐理性的觀點予以否定和批判，使宗教的荒謬和傳統的乖違充分暴露在人們面前，從而徹底否定了傳統的宗教世界觀。所以，寓言的起源在本質上正是先秦時代理性精神對于神話、巫術所體現的宗教觀念批判的結果。以上兩篇論文后來也都收入《先秦神話思想史論》一書中。
總而言之，是以大文化為背景的綜合研究使我擺脫了學術研究中的局促、狹隘的局面，憑借著更多的視角和切入點，開拓出較為廣闊的闡釋空間。
最后，再說一說我在具體論證過程中，特別注意的幾個問題：
一、注意宏觀考察和微觀剖析的結合。
有些問題，例如“興”的規范化形式的形成、神話的歷史化、神話向物占和寓言的轉化等問題，都是長期歷史發展的結果，甚至是跨時代的產物。要考察這類問題，必須放眼宏觀，把握整體，把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有關現象貫通起來，揭示其內在的聯系和特征。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還要把具體問題放到宏觀的歷史背景下進行局部透視，如對于某些原始興象、寓言以及莊子哲學中的“無待”的分析，都是如此。又如，對于20世紀《詩經》學術史發展規律的探索，也是建立在大量的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具有充分的事實根據，并注意觀點與材料、理論與歷史（學術史）實際的統一，力爭做到既有宏觀的視野和理論概括，又有典型例證的微觀證明。
二、注意歷史發展的動態考察。
對于研究對象，重要的是把它放在具體的歷史進程之中，“瞻前顧后”、“左顧右盼”，進行全方位的動態考察，努力避免孤立靜止和簡單化的方法。同樣一個問題，從動、靜兩種不同的角度去考察，會得出完全不同的兩種結論。例如屈原在《天問》中大膽懷疑和抨擊神話的荒誕和乖謬，對神話作了徹底的否定。如果孤立地就此一點來看，對神話的發展似乎是不利的。但如果把它放到人類認識神話的整體進程中，就會看到這種懷疑和否定是人類認識神話本質的必經歷史階段（世界各民族在認識神話的歷史過程中都經歷過對于神話的否定的歷史階段），是人們后來肯定神話價值的前提，因此，屈原對于神話的懷疑和否定，是對人類認識神話的重大貢獻，在神話思想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三、注意從時代歷史和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出發，對問題進行具體的歷史分析。
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問題，必須結合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和具體的時代特征，有針對性地進行具體的研究。例如，對于中國古代神話的分類，《先秦神話思想史論》一書沒有采用通行的西方神話學理論的分類原則，而是根據中華民族早期歷史發展道路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國神話的特殊性進行分類。西方神話學理論的以神話所體現的人類意識和精神成長歷程為根據的神話分類原則，適用于在自然崇拜基礎上產生且有主神和內在統一的普遍神系的希臘神話，而不適用于主要是在祖先崇拜基礎上產生且缺乏主神和內在統一的普遍神系的中國神話。所以此書從中國神話的特點出發，按主要內容和基本精神對中國神話進行了分類。又如，寓言的起源，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途徑，中國古代寓言的起源不同于古希臘和古代印度寓言的起源，不能照搬它們的理論。本書認為，從春秋時代理性精神對于傳統宗教、巫術觀念的批判和否定中，催生了神話向寓言的轉化，這是符合中國古代歷史和文化發展的實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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