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蕩一百年的讀后感
跌蕩一百年是作者吳曉波的作品。以下是有關跌蕩一百年的讀后感，一起來看看吧。
跌蕩一百年的讀后感1
《跌蕩一百年》是我比較感興趣的一本書，因為我平時最喜歡看的書就是歷史書，恰巧我最近也在讀一些近代史的書，象曾國藩、李鴻章、胡雪巖、盛宣懷、鄭觀應，張謇、榮家兄弟、孔宋家族等他們的故事基本都看過，不過對提高管理水平和更能引起共鳴的還是《激蕩三十年》這本書，而且讀激蕩三十年總是給我一種熱血沸騰的感覺，明顯感覺自己能生在這個時代是多么的幸運，這兩本書從某種意義上都給了我很多震撼。再回過頭說說《跌蕩一百年》這本書的心得體會，在這一百年中國發生了太多的事情，中國企業發展也非常艱難，中國的民營企業更是艱難的發展，和激蕩三十年相比跌蕩一百年給人一種凄涼的感覺，所以作者也用了“跌蕩“這個詞。整本書主要是以中國的企業和企業家為主線在寫，但是明顯感覺中國企業家的身份是多么的尷尬。
中國多年文化一直以來所形成的“輕商文化”，嚴重地影響到了社會對企業家的正確認識，就像作者在文章中用的一個詞叫“男三號”這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甚至扭曲到了他們對自己的評價與判斷。以至于在一些關鍵時刻，他們總是不能以一個獨立的階層出現，我非常認同晚清思想家鄭觀應在書中提到的觀點，“兵戰”與“商戰”是中國復興的兩大主題，而后者的主角就是企業家階層。從戰爭到洋務運動，從甲午戰敗到辛亥革命，從五四運動到對日抗戰，從新中國的創建到最近一次的改革開放，幾乎在每一個重大的國運轉折點上，我們都可以看到企業家們的活躍的身影，象胡雪巖幫助左宗棠收復了新疆等例子，企業家階層從來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他們在中國的進步史上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在這一百多年更是這樣，無數的企業家讓我們銘記于心，張之洞，近代重工業的先行者，張謇，功滿東南的狀元實業家，周學熙，華北近代工業的奠基者，榮宗敬、榮德生，榮氏企業集團的締造者，范旭東，中國化學工業的拓荒者，盛宣懷，近代航運業和電信業的初創者，盧作孚，從川江中崛起的“船王”，周祥生，申城出租汽車業的魁首等。
從這一百多年我也感覺到了中國和世界的一些差距，到1977年中國的民營企業基本都滅亡了，在1870年的時候胡雪巖正在搞阜康銀莊，而美國的摩根集團也是那個時候剛剛開始，到現在胡雪巖的阜康錢莊已經沒有了而摩根集團已經成為世界上響當當的金融集團，同樣經歷了象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日本的明治維新之后，日本的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中國的封建勢力為了保有既得利益，只提倡經濟和軍事等方面的改革，而極力避免觸及政治改革，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日本則是全盤西化，并且相當程度地注重典章制度與思想、觀念方面的改革。看看中國在這一百年多年真的感覺滿是屈辱。屈辱的同時讓每個人中國人看到自己與世界的差距，閉關鎖國就會落后，落后就會挨打。
總之在這一百年多年中國走了很多的彎路，研究歷史主要是為了更好的展望未來，研究歷史主要是為了不要讓一些歷史重演，研究歷史同樣也是為了讓我們學習一些歷史，不過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中國的發展是不言而喻的，雖然跌蕩了一百年，但是我相信再過一些年之后，還會出一本書叫激蕩一百年，那個時候中國的民營企業包括新東方一定會在世界上立足的，中國那個時候一定會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因為在激蕩三十年中我看到了太多的希望，而在跌蕩一百年中我也知道中國的未來在哪，新東方的未來在哪，總之我對中國和新東方都非常有信心。
跌蕩一百年的讀后感2
接連幾天，一鼓作氣看完了吳曉波的《跌蕩一百年》，久違了不忍釋卷的閱讀喜悅。此書記錄了始自1870年的中國現代企業百年歷程，以年代為脈絡，以政治為背景，以企業發展史為主線，以人物為解析，文筆嚴謹，敘事巧妙，在尋找歷史足跡中隱含著冷峻，不蒂為一鴻篇巨著。最為重要的是，作者以客觀、敏銳而犀利的洞察力，在記錄中國企業史的同時，尋找著中國企業家和企業發展的內在邏輯，尋找著當代中國企業家的成長基因。
據說，關于中國現代企業發展史的學術專著非常之少，尚有一些不為人知的史實。從清朝末年“我朝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洋務運動，西方列強入侵下自由思想萌芽時期的民族工業，到軍閥內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下的商業發展……，從曾國藩的安慶兵工廠，左宗棠的福建船政局，張之洞的漢陽鐵廠，李鴻章的輪船招商局，以及1872年第一批留學生赴美，到范旭東研制出精鹽讓中國人擺脫了“食土民族”、“全國最懂棉花”的穆藕初組建管理先進的棉紡織企業、張元濟主掌商務印書編印《最新教科書》、以及商業界集體抵抗日貨……，這些曾經的跌宕起伏，無不讓人想一探究竟，又唏噓不已。而最讓我動容的是懷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濟世情結、堅守理想主義光輝的`那些企業家。張謇，清朝狀元，放棄仕途轉而經商，抱著實業救國的熱情，帶著“舍身喂虎”的悲壯，從大生紗廠起家，建立龐大的產業鏈，并將企業利潤投入到公共事業，創辦了“南通模式”，建設了一個“中國最進步的城市”。還有盧作孚，自比為“微生物”，立志要成為這個生病的社會機體中的一部分從而一點點改變它，堅守著樸素的社會主義信念，組建了民生航運，苦心經營重慶北碚，在抗戰期間成功組織了“宜昌大撤退”。面對這些不可忽視的真實歷史，我們不能忘卻，企業家曾經活躍在中國進步史上，曾經為實現富民強國而演繹著耐人尋味的種種故事。
從歷史到現實，從經濟到政治，總是存在令人驚訝的相似。中國企業家的命運無時不刻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他們是最早接受自由思想的群體，從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可見一斑，他們努力探索科學管理、公平競爭、自主創新，可又在一定程度受到“中庸之道”、“以和為貴”、“重義輕利”等傳統文化的束縛，“三綱五常”、“忠孝禮儀”更是讓企業家崇尚權威，于是乎，往往有偉大的商人，卻很難造就偉大的商業組織。百年之前，同處國家危難之際，同樣的革新追求，日本人的維新運動成功了，中國的戊戌變法卻以失敗告終。這中間固然有很多緣由，而傳統文化的深深烙印總是揮之不去。百年歷史長河中，政府和企業家階層之間時而合作，時而決裂，時而互補，時而沖突，形成了復雜而微妙的關系。清朝末年，紅頂商人胡雪巖、亦官亦商盛宣懷等涉足官商之間，紅極一時；時期，官僚資本竭力擠壓民營企業，抗戰以后更是登峰造極，造就了孔祥熙、宋子文等超級官僚資本家；建國后至今，國有企業和民營經濟的糾葛一直繼續著，前不久，國務院頒布鼓勵民資進入壟斷行業的“新36條”，又掀起了關于“國退民進”的熱議……。
誠如美國作家房龍在《人類的故事》中所言：“歷史是巨大的經驗之塔，是時光在過去年代的無數領域中構筑起來的經驗之塔。”以歷史的眼光看現實的問題，無疑是提高辨析力、判斷力的一個好辦法。如今，中國經濟飛速發展，中國已躋身世界經濟大國之列，富民強國不再是遙遠的夢。只是，中國企業家似乎還在尋找著自己的歸屬。真心期待中國企業能夠真正崛起，期待以后充斥耳邊的不再是中國平安馬明哲年薪事件、深圳萬科王石捐款門事件、國美黃光裕案三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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