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之道》讀后感范文
《大臣之道——心性之學與理勢合一》(中華書局，2013年7月北京第1版)一書是香港中文大學謝茂松博士讀船山學說的一部力作。全書從王船山《讀通鑒論》、《宋論》入手，將歷史上諸多著名官員之得失予以分析，并進行了精細分類與整理。同時通過對“政治實踐的思考”，“大臣之志、量、識”，“理、勢與時、幾”三個方面的分析論述，著重強調了“心性之學”對為政者的重要意義。以古論今，發人深省。
深入地梳理船山“大臣之道”立論的基礎
作者指出，如果要以一句話來概括中國文明之要義以及治道，那就是“內圣外王之道”。這是中國文明之大本大源。內圣是“修已”之心性修養，外王是由“修已”而后“安人”、“治人”的治國平天下之經世致用，“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內圣為“明體”，外王為“達用”，體立而用達，由內發乎外，內外一體貫通，二者缺一不可。
內圣外王之道為士君子之道，徹上徹下，貫通于為君之道與為臣之道，君臣相互感應一體，“為君難，為臣不易”。書中雖也討論到為君之道，君心之敬與肆，一念之慎、一念之懼而受天命成盛治等等，但主要還是集中于為臣之道，尤其是作為大臣、政治家的大臣之道。
大臣之道同時也意味著在心上下大功夫，立大本大源。此心非他心，為道義之心，仁義之心，持之定而不動搖，而后方能發而為經世、應萬變之全體大用。
有心、有仁心還需有術，方能成就仁政之功業，故術甚為緊要。術是什么呢？術中“心之所生”（正所謂“心術”），是“四通八大之道“，心中所自有的處處逢源之道，而人卻不自知心原本有廣大深遠之術，具廣大變通之用。心是術之本，術不在心之外，術也反過來成全了心。只有對術有此精微之詮譯，方可去除人們對于術的理解誤區，即術盡為權術、權謀、陰謀之狹窄、陰暗，而為人在道德上鄙視、但在行動上又不得不然之兩難。
大臣之道亦離不開心對于天理之信心，對于事理、時勢之洞悉以及將理與勢二者完全打成一片之把握，此即心與理之最終達到合一、理與勢之最終達到合一。故大臣之道與心性之學、理勢合一觀實為三位一體，大臣之道綰合心性之學、理性合一觀于一體，在彰顯中國政治傳統之偉大。
以上立論之依據本于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之學，尤其是其經學《周易內傳》、《周易外傳》、《讀四書大全說》，以及史論《讀通鑒論》、《宋論》。經史之學為中國學問之根本，經學為體、為本，史學為用。必有體之立而后才能有大用，體亦必發而為用，體不離用，體在及中顯，沒有無用之體，用乃是用其體。王船山之學體用兼備、體用互見，為做事、做大事之學，集中國歷來治道之大成。
詳盡地描述船山的“大臣之不易任與大臣之道”
作者首先介紹了研究本題的方法，指出，先從具體的“用”的角度入手，而后由用而明“體”，將大臣之道歸為心性之學，這是基于政治作為實踐性知識、默會性知識的特性，它不同于規則性知識，所以要先從“用”下手。史較之經，則是“用”相對更為顯在的呈現，故對于大臣之道之討論，也先從船山之史論入手，然后才及于其經解，由用而及體。討論心性之學則次序剛好反過來，先經而后史，由“體”而及“用”。這表明了作者研究船山之大臣之道的嚴謹的學術態度，而不是隨心所欲，意氣用事。
作者指出，中國古代政治的結構由君、臣、民所構成。作為最高權力的唯一世襲的`君，其一言一行自然是一人而可影響天下。而作為君與民之間的臣，即主要由科舉而產生的士大夫官僚群體，是政治的實際操作者。大臣，即今天所說的政治家，更在其中起關鍵性的作用。船山指出，“國必有所恃以立，大臣者，所恃也”，而“無人者，無大臣也“。由于“大臣”任天下之重，大臣之品格則需要極高的要求，這即是船山所提出的“大臣之道”。
作者認為，船山在《讀通鑒論》、《宋論》中以士大夫的政治成熟度、政治能力為標準，對歷史上各種士人、臣子進行了辨識與批評：一類是逃避政治的清高之士。二類是不考慮政治后果的直諫之臣、妄人、意氣之士、躁人。第三類是急于求成以至不擇手段的功名之士、刻核之吏、矯詭之士、游士。第四類是政治能力不足的疏庸之士、鄙陋之臣等。
在船山看來，大臣之為大臣，必須能入參坐議，出接四方;要有決大疑、定大事的方法;要久任，不能經常更替。這是大臣成其為大臣之基本，但真正允為大臣、得大臣之道者：(一)大臣當制治于未亂。(二)大臣當獨任、不好言、不好聽而民不知感。(三)大臣之平情、坦然無我之大用。(四)社稷臣者，唯正而已。(五)大臣之簡、靜與易風俗、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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