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黨人的生死觀和士大夫精神
東漢黨人、明末東林黨人均以鏟除宦官集團為其鮮明的政治特色,他們因此被宦官誣以“黨人”而慘遭迫害,其領袖人物大多死于獄中。生死之際,黨人所表現出的氣節與風范,確非常人所能為。
東漢黨人最著名的是陳蕃、李膺、杜密、范滂諸人。陳蕃在第一次黨錮之禍既成的肅殺之氣中，上書直斥桓帝拘捕黨人無異秦之焚書坑儒，極言李膺等人為“死心社稷”之臣，不可囚禁，并自申其志曰：“臣位列臺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采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①后與外戚竇武合謀欲盡誅宦官,事泄,情急之下,陳蕃竟以70余歲之身,僅率下屬、門生80余人拔刃入宮,與宦官論理,即日為宦官所害。李膺不奏請朝廷即誅殺大宦官張讓的弟弟張朔后,在朝堂之上面對桓帝的責難,義正辭嚴地回答道：張朔雖死,主兇未擒,“特乞留五日,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愿也”②。他所謂的“元惡”顯然指權傾一時的張讓。第二次黨錮之禍起，大捕黨人,鄉人勸其逃亡,李膺卻說：“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③于是主動投獄而死。李膺之語，足見其激越之氣。然而，黨人并不矯情，他們確實是將生死置之度外的。前有秦的焚書坑儒之禍，近有楊震、李固、杜喬等三公與外戚、宦官抗爭而最終慘死的.事實。李膺等人對政治形勢的嚴酷，以及自己可能遭到的迫害是清楚的。但一腔激情使他們不能自已。驅使他們勇往直前的內在動力是澄清天下之志，以天下是非風教為己任的責任感與使命感。
較之東漢黨人，明末東林黨人生死觀的思辨色彩較濃。他們中的不少人長期在書院講學，著述較多，得以從容論道。東林諸君中以顧憲成的生死觀最有代表性。他在《小心齋札記》中闡述其核心思想曰：人有無形生死、有形生死，“人身之生死，有形者也；人心之生死，無形者也。”“人身”與“人心”，實即形體與精神。人若僅以形體之生死為念，則生為徒生，死為徒死，“情欲勝而道義微，不過行尸走肉而已，圣賢見無形之生死，不見有形之生死，故常以無形者為主。道義勝而情義微……固已超然與造物者游矣”④。道義在身，即可超越肉體之生死，追求有價值的道德化的人生。道義與生命相比較，自然是舍生取義。高攀龍解釋孔子“朝聞道，夕死可矣”的話曰：“當死便死”，即為道義而獻身。他強調：“雖殺身也要成得一個仁才好。不然徒死無益，直如草木耳。”⑤在這種理念的支配下，東林諸君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殉道之途。
天啟五年（1625）楊漣、左光斗等六人下獄。楊漣秉性剛直峻烈，魏忠賢派人刺殺未成，即知將不免于難，但他仍義無反顧地與之抗爭。他堅信“人生夢幻，忠義千秋不朽”⑥。其《獄中絕筆》謂：“不悔直節，不懼酷刑，不悲慘死，但令此心毫無奸欺。白日冥冥，于我何有哉！”⑦楊漣等六君子受盡酷刑死于獄中后，次年，又捕高攀龍、周宗建、周順昌、繆昌期、黃尊素、李應升、周起元七人。高攀龍聽到周順昌已被逮，笑曰：“吾視死如歸，今果然矣。”遂投水自盡，繆昌期等人均慘死獄中。高攀龍留下遺書兩封，其一為《別友柬》：“仆得從李元禮、范孟博游矣。一生學力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⑧他所為“幻質”與楊漣“人生夢幻”意同。而“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似有佛教意味。對此，劉宗周認為：“先生之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⑨這是符合高攀龍原義的。他是從“一生學問”即儒學中尋求精神動力，而不是從佛教教文中得到解脫。
東漢黨人“或死或刑數百人”⑩，牽連受迫害者數千人。東林黨人僅天啟五年左右，下獄而死或遣戍者百余人，受牽連遭迫害者千人以上。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在酷刑與死亡的威逼下，他們與凡人一樣，對親朋摯友有著無限的依戀，同時對自己終生信奉的道義也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些懷疑。盡管史籍中此類史料較少，但我們仍可從中捕捉到黨人微妙而復雜的心態。
范滂在獄中與母親、兒子訣別時，母親以豪言為之壯行，但他內心仍不自安，回頭對兒子說：“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性善說是儒家禮治說立論的根據，從善去惡是儒家學說的重要原則之一。范滂在第一次入獄時面對宦官“何以結黨”的詰問，答復即是“聞仲尼之言‘見善若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表現出他對儒家道義的執著追求。而此次劫難必死無疑，面對幼子（范滂此時33歲），他既不愿其棄善從惡，但自己終生向善，下場又如何？萬千心緒，難以言說。范滂凄楚無奈的心態，在1400余年后的東林黨人那里，以詩文的方式表現出來：“世事渾如夢，貽經累后生”，“寄語兒曹焚筆硯，好教犁犢聽黃鸝”，“卻怪登車攬轡者，為予灑淚問蒼穹”。“登車攬轡者”是指范滂，他在擔任清詔使案查地方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當時是何等的躊躇滿志，最終卻命喪囹圄。儒家倡導修齊治平，而篤行此道的士大夫不僅不能治國，反而被害。李膺、范滂等人的悲劇再次重演，這不能不使東林諸君困惑萬分：自己付出了如此慘重的代價，是否還要教育后代走這條路？剛烈如楊漣者，在受盡酷刑后，亦曾呼喚其家人至身邊曰：回鄉后“分付各位相公不要讀書”。這些號稱“血性男子”的“剛腸鐵石人”也有難以割舍的親情。家中父老妻兒，無一不令他們牽腸掛肚：“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為高堂步步思。最是臨風凄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繆昌期有《就逮詩》八首，六首以《痛親》、《痛弟妹》、《慰妻》、《示兒》、《慰女》、《慰妾》題名，足見其生死關頭的痛楚心境。他們明白不能幸免于難后，便慷慨赴死。道義與生命兩相比較時，他們選擇的是前者，正是楊漣所謂“求仁得仁”。他們有凡人情懷，但骨子里是君子人格、大丈夫氣概，所以，最終能以鋼鐵般的意志坦然地面對死亡：“大笑大笑還大笑，刀砍東風，于我何有哉。”正如顧憲成所言，以無形生死超越了有形生死。他們堅信“他日清朝應秉筆，黨人碑后勒遺文”。青史留名，忠義永存，“常留日月照人心”，他們便死而無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