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漁是哪個朝代的

時間：2021-04-14 17:45:38 語文百科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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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漁是哪個朝代的

　　李漁（1611－1680），初名仙侶，后改名漁，字謫凡，號笠翁。漢族，浙江金華府蘭溪縣夏李村人，生于南直隸雉皋（今江蘇省如皋市）。明末清初文學家、戲劇家、戲劇理論家、美學家。

　　漁出生時，由于其祖輩在如皋創(chuàng)業(yè)已久，此時“家素饒，其園亭羅綺甲邑內(nèi)”，故他一出生就享受了富足生活。其后由于在科舉中失利，使肩負以仕途騰達為家庭光耀門戶重任的李漁放棄了這一追求，毅然改走“人間大隱”之道。公元1666年（康熙五年）和1667年（康熙六年）先后獲得喬、王二姬，李漁在對其進行細心調(diào)教后組建了以二姬為臺柱的家庭戲班，常年巡回于各地為達官貴人作娛情之樂，收入頗豐，這也是李漁一生中生活得最得意的一個階段，同時也是李漁文學創(chuàng)作中最豐產(chǎn)的一個時期，《閑情偶寄》一書就是在這一段內(nèi)完成并付梓的。1672、1673年，隨著喬、王二姬的先后離世，支撐李漁富足生活的家庭戲班也土崩瓦解了，李漁的生活從此轉(zhuǎn)入了捉襟見肘的困頓之中，經(jīng)常靠舉貸度日，1680年，古稀之年的李漁于貧病交加中泯然于世。

　　說起李漁，一開始幾乎是幾個男人之間的談資，稍稍有點隱私，關于如何挑選女人、關于《金瓶梅》的版本，諸如此類，以為都是秘不示人的。可是后來發(fā)現(xiàn)，喜歡李漁的人越來越多，不僅男人喜歡，連女人也很欣賞。是不是可以這么說，喜歡李漁，幾乎出于男人的本能。因為李漁是一個熱愛生活，并且生活得很藝術的人。而且他能夠把生活的經(jīng)驗又很藝術地寫成書，這也是他高出許多風流才子的地方。林語堂在談到《閑情偶寄》這本書時說：“李笠翁的著作中，又一個重要部分，時專門研究生活樂趣，時中國人生活藝術的'袖珍指南，從住室與庭院、室內(nèi)裝飾、界壁分隔到婦女梳妝、美容、烹調(diào)的藝術和美食的系列。富人窮人尋求樂趣的方法，一年四季消愁解悶的途徑、性生活的節(jié)制、疾病的防治……”

　　李漁的戲曲論著存《閑情偶寄》詞曲部，以結(jié)構、詞采、音律、賓白、科譯、格局六方面論戲曲文學，以選劇、變調(diào)、授曲、教自、脫套五方面論戲曲表演，對我國古代戲曲理論有較大的豐富和發(fā)展。《閑情偶寄》除戲曲理論外，還有飲食、營造、園藝等方面的內(nèi)容。李漁在給禮部尚書龔芝麓的信中說：“廟堂智慮，百無一能；泉石經(jīng)綸，則綽有余裕。……托之空言，稍舒蓄積。”可見此書足能反映他的文藝修養(yǎng)和生活情趣。

　　關于李漁

　　的戲劇創(chuàng)作，據(jù)他本人和同時代人郭傳芳說，有“前后八種”、“內(nèi)外八種”共十六種，但編寫時可以肯定的卻只有十種。李漁寫作傳奇是他生平最大的“癖嗜”，自稱是“曲中之老奴”、“歌中之黠婢”。他從明代劇作家遠離舞臺使劇本成為案頭之作中發(fā)現(xiàn)弊病，開始注重聯(lián)系觀眾和舞臺效果，重視研究戲曲的演習工作。因此，李漁在戲曲的藝術形式和演唱技巧上，有了很大的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獨樹一幟的戲劇風格使他在當時詞壇上一舉成名，“北里南曲之中，無不知李十郎者”。李漁的作品因為雅俗共賞，通俗易懂，故遍行于坊間，不少作品還被翻譯后流入日本及歐洲國家。從1651至1668年，李漁在流寓杭州、南京等地期間創(chuàng)作了《憐香伴》《風箏誤》《比目魚》《凰求鳳》等大量劇本。他把《風箏誤》等十個劇本合稱《笠翁十種曲》出版發(fā)行，此書一經(jīng)問世，便洛陽紙貴，搶購一空，并被當時的戲劇界推為“所制詞曲，為本朝（清朝）第一”。

　　《十種曲》的問世，扭轉(zhuǎn)了在李漁之前戲曲創(chuàng)作上重“曲”輕“劇”，重填詞輕賓白的風氣。為了加強舞臺演出效果，李漁十分重視賓白創(chuàng)作和運用，他是中國戲曲史上第一個重視賓白的劇作家，也是賓白創(chuàng)作成就最高的劇作家。他主張“填詞之設，專為登場”，“傳奇不比文章，文章做與讀書人看，故不怪其深，戲文做與讀書人與不讀書人看，又與不讀書之婦女小兒同看，故貴淺不貴深”。《十種曲》的題材全是才子佳人的愛情故事，而且喜劇色彩十分濃郁，這是李漁傳奇最突出的地方。他說：“傳奇原為消愁設，費盡枝頭歌一闕；何事將錢買哭聲，反會變喜成悲咽。唯我填詞不賣愁，一夫不笑是吾憂；舉世盡成彌勒佛，度人禿筆始堪投。” 李漁是中國戲劇史上第一個、也是惟一專門從事喜劇創(chuàng)作的作家，被后人推為“世界喜劇大師”。

　　維權抗爭

　　李漁在杭州居住數(shù)年之后，隨著作品的不斷問世，“湖上笠翁”成了家喻戶曉的文壇新人。他的作品以驚人的速度向各地流傳，杭州、蘇州、南京等地的一些不法書商千方百計進行私刻翻印以牟取暴利，在缺少交通工具的當時，數(shù)日之內(nèi)，三千里外的地方也能見到笠翁新作。有的就干脆拿一個名不見經(jīng)傳的作者的作品，掛上“湖上笠翁”的名進行發(fā)行，蒙騙讀者。

　　不法書商不擇手段牟取暴利的行徑，不僅侵犯了他的著作權，還極大地影響到他的聲譽和經(jīng)濟收入。為捍衛(wèi)著作權，他勇敢地站出來與之進行了不懈的斗爭。他一邊請求官府為他主持公道，傳札布告；一邊與女婿沈心友四處奔走，上門交涉。他曾在《閑情偶寄》里說道：“至于倚富恃強，翻刻湖上笠翁之書者，六合以內(nèi)，不知凡幾。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當決一死戰(zhàn)，布告當事，即以是集為先聲。總之天地生人，各賦以心，即宜各生其智，我未嘗塞彼心胸，使之勿生智巧，彼焉能奪吾生計，使不得自食其力哉！”

　　可以說，李漁是中國最早具有版權意識的出版家，也是最早捍衛(wèi)自己著作權的作家。然而由于當時社會沒有形成對知識產(chǎn)權的法律保護，盜版現(xiàn)象仍防不勝防，屢屢發(fā)生，使李漁忙于交涉，興嘆不已。而其中以金陵（今南京）的盜版者為最多，為了便于交涉，李漁索性在1662年左右離開了杭州，舉家遷往金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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