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學考試中國古代文學史名詞解釋
中國古代文學史是很多自考生都需要考試的科目，本身考試難度并不大，就是需要理解記憶的知識點比較多，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自學考試中國古代文學史名詞解釋，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大家。
自學考試中國古代文學史名詞解釋
遺民詩人：
清初詩壇，有一批由明入清的詩人，他們保持自己的民族氣節，對時末清初的戰亂和民生疾苦銘刻在心，對清統治者在政治上采取不合作態度。拒絕入仕為官。他們用詩歌揭露清兵暴行，頌揚抗清英烈，堅持民族氣節，寄托故國哀思，詩風慷慨蒼涼、激昂悲壯。這一類詩人被稱為遺民詩人，其代表人物為顧炎武、吳嘉紀和屈大均。
遺民作家：
指南宋滅亡后生活在元初的原南宋末年的作家。著名的有汪元量、劉辰翁、鄭思肖，以及謝翱、林景熙和謝枋得等。他們由宋入元之后，用詩、詞、文不同的文字形式，感懷時事，傷悼故國，抒寫興亡感慨，表現了堅守氣節的遺民心態，表達了亡國遺民的悲憤之情。后人稱這樣一個作家群為遺民作家。
元雜劇：
又稱北雜劇，是在諸宮調和金院本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成熟的戲劇形式，由“四折一楔子”構成。折是音樂單位，一折里只用同一宮調的一套曲子，四折就是四大套曲子，可選用四種不同的宮調。楔子的篇幅較短，一般放在第一折前交待劇情，起序幕作用;也可放在折與折之間，起過渡承接作用。在表演上由一人主唱，其他角色都不唱，只用賓白。
元曲四大家：
指前期元雜劇作家關漢卿、白樸、馬致遠和后期元雜劇作家鄭光祖。因為他們在元代雜劇創作中成就高、影響大，所以周德清在其《中原音韻》一書中將他們并列，稱為“關、鄭、白、馬”，后又稱之為“元曲四大家”。
陽羨派：
清初陳維崧的詞師法蘇、辛，尤其接近辛棄疾的豪放蒼涼詞風。因陳維崧是江蘇宜興人，宜興古地名稱“陽羨”，所以以陳維崧為代表的詞派被稱為“陽羨派”。屬于這一詞派的還有曹貞吉、蔣士銓等。
一祖三宗：
是指宋代江西詩派的淵源和宗師而言的，江西詩派的創始人黃庭堅在藝術上以學杜甫詩為宗旨，尤其是學其到夔州以后的詩作，后來作家亦多主學杜，故其一祖為杜甫。除黃庭堅外，陳師道、陳與義亦是江西詩派的中堅人物，故江西詩派的三宗是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江西詩派的“一祖三宗”說由江西詩派的鼓吹者方回在其《瀛奎律髓》中首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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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山體：
即指陳師道的詩，陳師道號后山居士，江西詩派的“三宗”之一，著有《后山集》。他作詩學黃庭堅，學力專精，講苦吟，求奇拙，標舉“寧拙勿巧，寧樸勿華”，力求簡省字句以擯棄華麗辭藻。其詩均為嘔心瀝血之作，其錘煉辛苦處與黃庭堅無異，但因其缺乏華采而唯余瘦硬。他的詩被稱為“后山體”，常與“山谷體”并稱，是典型的宋詩。
紅學：
《紅樓夢》問世之后，很快吸引了社會上的廣大讀者，流布極廣。從嘉慶、道光年間開始，一部分文開始對《紅樓夢》進行評論，逐漸形成了一種專門的學問，叫做“紅學”。“五四”之前，人們多用傳統的觀點和方法評論《紅樓夢》，被稱為“舊紅學”，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評點派和索引派，而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則具有劃時代意義：“五四”之后，“新紅學”崛起，代表人物和著作有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和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新中國的紅學研究進入了當代階段，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成就，但仍存在著嚴重的分歧。
江西詩派：
黃庭堅在世是，已有不少詩人追隨其后，學其詩法，但此時尚無“江西詩派”一說。黃庭堅去世不久，呂本中編列了《江西詩社宗派圖》，列黃庭堅為“宗派之祖”，下列陳師道、潘大臨等二十五人，“謂其源流皆出豫章也”江西詩派由此得名。圖中所列人物并非都是江西人，因黃庭堅是江西人，圖中所列均為他的追隨者和與呂本中關系密切的人，故稱。可見此詩派的以風格和師承為判斷依據，而不是以地域來劃分的;此詩派只有一個觀念性的社集，而非實有其組織聚會。
簡齋體：
即指陳與義的詩。陳與義號簡齋，江西詩派的“三宗”之一，著有《簡齋集》。其詩學杜甫，又深受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的影響。他雖也重視句法，造語凝煉，但并不株守江西詩派成規，能突破黃、陳瘦硬詩風的局限，主張“不可有意于用事”，以直致、淺語入詩，去繁縟，尚簡潔，注重白描和詩歌的恢弘圓融，形成了雄渾沉郁的獨特詩風，為當時詩壇新添一格。他的詩歌被稱為“簡齋體”，對宋詩發展作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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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荊公體：
王安石曾封荊國公，故世稱王荊公。王安石晚年居住在江寧之半山，寫詩主要用七絕體。這一時期的詩歌被編定為《半山集》，詩風由早年的奇險勁峭而變為閑淡沉郁，人稱“半山詩”或“半山絕句”。嚴羽《滄浪詩話?詩體》中，在宋代詩體中列有“王荊公體”，實則指王安石晚年的詩歌創作。亦即“半山詩”或“半山絕句”。
“朱希真體”：
朱敦儒字希真，南流后過了七年漂泊生活，晚年被迫隱居，常放浪于煙霞之間，寫下了大量的隱逸詞，多歌唱看透塵世后的隨緣自適、逍遙行樂，但又深藏憂怨，有較濃的虛無思想色彩。其詞語言淺白如話，形象單純、明凈，風格飄逸自然，開南宋隱逸詞派之先河。這種在當時詞壇能自成一家的風格物色，被稱為“朱希真體”。又因其詞集為《樵歌》，故亦稱之為“樵歌體。
格調說：
清中葉宗法唐詩的詩歌流派，創始人沈德潛。所謂“格調說”，就是用唐詩的格調去表現封建政治和倫理道德觀念。他力主恢復儒家“溫柔敦厚”、“忠正和平”的詩教傳統，提出“詩教之尊，可以和性情，厚人倫，感神明”的口號，使詩歌為封建統治服務。
肌理說：
翁方綱既不滿于王士禎“神韻說”之空泛，又不滿于沈德潛“格調說”的食古不化，提出“肌理說”對二者加以匡正。所謂“肌理說”包括以儒家經典為基礎的“義理”和結構辭章方面的“文理”，實際上是要求以學問為根底，以考據來充實詩歌內容，達到義理與文理的統一。這是宋詩以學問為詩的再版，是以學術代替詩歌創作的一條歧路。
性靈說：
清代中葉，真正與宗唐、宗宋詩派相對立、真正繼承晚明以來的主情傳統，與道統文學觀相對立的詩歌流派。創始人袁枚，所謂性靈派，即是上承明公安派獨抒性靈的詩歌主張，認為寫詩要抒發人的直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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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逍遙游
逍遙游《莊子》里的第一篇文章，“逍遙游”指不借任何外力，也不受任何外力束縛的遨游。是莊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是“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無所待而游于無窮”的絕對自由的境界。莊子認為人在世間生活，受到社會的各種束縛，自身的限制等諸多因素，為了實現人生自由，就必須使自己從世俗的價值標準、外在功利和一己小我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在精神上和宇宙和諧交融，達到天地共生，萬物和一的境界。逍遙游是心靈的遨游，但并非隨心所欲的主觀冥想，是獨具特色的體道方式。后世也把它作為人生的一種境界。
2.《左傳》
原名《左氏春秋》，作者不詳，司馬遷認為是魯人左丘明。其成書約在戰國初年，是一部編年體史書。《左傳》記事起于魯隱公元年(前722年)，止于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記載了255年的歷史。此外還附錄魯悼公四年至十四年韓、魏、趙三家滅智氏的史實。《左傳》詳細記載了這一時期各國政治，軍事、文化、外交等諸方面的活動，真實描寫了當時從天子衰微、諸侯爭霸到諸侯衰落、大夫專權的重大歷史變遷，再現了重大歷史事件及有關的諸侯、卿大夫等各類人物的活動。
3.《戰國策》
一部戰國時期史料匯編，其作者并非一人。西漢后期劉向整理得文三十三篇，按國別分為十二國策，定其名為《戰國策》。記載了自戰國初年至秦滅六國前二百四十年間的部分歷史。書中主要記述了戰國時期，謀臣策士的言行，映現著當時政治，外交上重大事件和紛紜復雜的歷史。其思想內容主要是重士尚利，重權借。此書在文學上有較高成就：善于運用寓言和比喻說理，刻畫了許多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敘事說理氣勢奔放、語言流暢，對后世散文、辭賦的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前人稱其為“辨麗橫肆，亦文辭之最。”
4.諸子散文
戰國諸子百家的散文。戰國時期，由于周天子權威不復存在，多個政治中心并存使得不同學說得以自由發展。于是，出現了儒家、墨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縱橫家、農家、雜家、小說家等眾多學派，形成了諸子百家。他們紛紛著書立說，大膽發表各自的觀點，個性鮮明，針貶時弊，推動了各國政治文化的發展。其代表作品有儒家的《論語》、《孟子》、《荀子》，墨家的《墨子》，道家的《老子》、《莊子》，法家的《韓非子》以及縱橫家的《戰國策》等。其中以《莊子》的文學性最高。而《荀子》《韓非子》在體式和技巧上則達到了成熟。諸子散文的整個發展過程是由語錄體，如《論語》逐漸演變為像《韓非子》一類的論說文。由集體記錄發展為個人記錄，體式與手法都日益完善。
5.百家爭鳴
春秋末期，由于士的階層的興起，這些人致力于各種理論學說的創造，產生了具有不同思想、學術傾向的諸子百家，由于戰國時期，寬松的文化環境，使得諸子百家紛紛著書立說，大膽發表各自的觀點，形成了百家爭鳴。其代表人物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墨家的墨子，道家的老子、莊子，法家的韓非子。
6.浩然之氣
孟子提出的道德修養主張“吾養吾浩然之氣”。所謂浩然之氣，通過“義”的積累而成，“至大至剛”“充塞于天地之間”。表現為崇高的無所畏懼的精神境界和心理狀態。
7.風、雅、頌
《詩經》六義之三，《詩經》也就由風、雅、頌三部分組。成。其本質上一種音樂的分類，由音樂而得名。“風”的意思是“樂調”，《詩經》中“風”包括十五“國風”。即：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這十五個地方音樂演奏樂歌。有詩一百六十篇;“雅”就是表現王朝正統內容的樂歌，分為“大雅”“小雅”。大雅多頌美，小雅多怨刺。有詩一百零五首;“頌”是用于宗廟祭祀得舞曲樂歌，分為“周頌”“魯頌”“商頌”，有詩四十篇。
8.楚辭
戰國后期，楚國屈原等人在楚地民歌的基礎上創作的一種富有南方地方特色的新詩體。西漢末年，劉向輯錄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定名為《楚辭》。從此，“楚辭”成為一部詩歌總集的名稱。楚辭是浪漫主義的代表作品，詩歌多用“兮”字詠嘆。
9.九歌
本是古代的一首樂歌名，據《山海經》記載，是夏啟從天上偷來的。屈原的《九歌》是他在流放江南時創作，沿用了古《九歌》的名稱，在楚國民間祭神樂歌的基礎上加工創造而成的祭歌。包括《東太皇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等十一篇作品。詩歌形式上，保持著原始歌、舞、樂三者合一的痕跡。內容充滿了濃厚的巫文化色彩和原始的、大膽開放的愛情因素。借助于人于神或神與神的愛情故事展開抒情，間接表現了屈原的理想和要求。
10.散體大賦
漢代辭賦的一種形式。這類作品從戰國時期縱橫學說發展而來，其文風與先秦諸子有很大聯系。大多數是空有諷刺之名，而似貶實褒、似諷實勸的為統治者揚威頌圣的文字。不僅在形式上篇幅巨大，文字鋪排堆砌，而且都是假設三、兩人，讓他們互相攻駁辨難，最后讓代表天子立場的一方獲勝。其代表作品有：枚乘的《七發》、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揚雄的《長楊賦》、《羽獵賦》，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兩京賦》。
11.互見法
《史記》中描寫人物的一種方法，為了不傷害人物的統一性，而同時又能忠實于史實，司馬遷把一些不宜在本傳寫的材料安排到別的篇章中，使得人物形象的個性特征更加鮮明。這就是所謂的“互見法”。(05年已考)
12.《古詩十九首》
東漢末文人五言詩的代表作。最早見于《昭明文選》，南朝蕭統編這部書時，將東漢末年一些無名氏作家的作品十九首選編在一起，稱為《古詩十九首》。這些詩篇反映了當時下層文人彷徨失意、感時傷世的苦悶，充斥著一股憂郁感傷的情調。《古詩十九首》藝術成就很高，敘事、寫景、抒情達到水乳交融的境地，標志著古代詩歌發展的新階段。(01年已考)
13.建安風骨
建安詩歌的獨特風格。“建安”是漢獻帝的年號。建安時期，正處于漢魏易代之際，這一時期文學的主要代表有“三曹”“七子”和女詩人蔡琰。他們掀起了文人五言詩的創造高潮。其作品直承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精神，真實而廣泛反映了動亂的社會現實和人民苦難，展示了廣闊的時代生活畫面;抒發了作家建功立業的理想壯志和積極進去的精神;同時也流露了人生短促、壯志難酬的悲涼幽怨情緒。特點是意境宏大，筆調明朗，形成雄健深沉、慷慨悲涼的風格，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個性特色。于是，后人把這種獨特風格稱之為“建安風骨”鐘嶸《詩品》“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故志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04年已考)
14.永明體
齊梁時期，一種新體詩的名稱。源于齊武帝永明年間聲律學說的發展，周颙總結出“平、上、去、入”四種聲調，即“四聲”。同時，沈約提出了八種必須避免的聲病。確立了以“四聲”“八病”為核心的聲律說。詩人們把聲律說自覺運用于詩歌創作，產生了面目一新的新詩體就是“永明體”。其代表作家有謝眺、沈約、王融等。(05年已考)
15.宮體詩(徐庾體)
“宮體”之名始于梁簡文蕭綱。宮體詩以描繪女性體態、生活為主要內容，風格雕飾綺艷。由于統治者和文人附和，宮體詩成為梁陳時期詩歌主流，代表人物主要有：梁代蕭綱、蕭繹、徐摛和徐陵父子、庾肩吾和庾信父子，陳代有陳后主以及“狎客”江總、孔范等人。因為徐摛、徐陵父子和庾肩吾、庾信父子均以寫艷體詩著稱，又把這種形式講究的艷體詩風稱為“徐庾體”。宮體詩雖為詩歌史上一種不良傾向，但它進一步發展了永明體，推動了詩歌由自由表現的古體詩向法度森嚴的格律詩轉變。
16.上官體
初唐上官儀的詩歌是奉和應詔之作，綺錯婉媚，時謂“上官體”。
15.《春秋》
本是周朝各國史書的通稱，我們今天見到的《春秋》是魯國的編年史。書中按年代記載了上起魯隱公元年下至魯哀公二十四年的重大事件。相傳孔子曾對它加以修訂，后來被儒家當作經書。《春秋》記事簡略，不帶有文學色彩，在記事的用語和行文中，體現出鮮明的思想傾向。
17.《尚書》
《尚書》是我國最早的歷史散文集。《尚書》即上古之書，是一部上古歷史文獻匯編，記載了從上古到周朝的歷史，包括《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個部分。《虞書》、《夏書》是春秋戰國人根據古史傳說編纂而成的;《商書》、《周書》主要是商周兩代的官方文獻。《尚書》以記言為主，其特點是質木古樸，讀起來佶屈聱牙，艱澀難懂。《尚書》后被儒家奉為經典。
18.氣盛言宜
韓愈主張的散文創作理論。在孟子“養氣說”和梁肅“文氣說”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一條為文的原則。“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認為重視作家的道德修養及文章的情感力量是寫好文章的關鍵。“氣”是修養的結果，其中不僅有道德因素，還源于個性稟賦和社會實踐的精神氣質，情感力量。當“氣”極度噴盈而出時，文章就會寫得好有動人力量。
19.行卷、溫卷
唐代科舉考試時士子“行卷”“溫卷”之風盛行。士子在應試之前，常把先以所作詩文投獻名公巨卿，以求榮譽，稱為“行卷”。見《云麓漫鈔》“文備眾體，可見史才、詩筆、議論，故常用作行卷.”唐代士人行卷，逾日又投，謂之溫卷“。”行卷“”溫卷“之風盛行對唐傳奇的繁榮產生了一定影響。
20.賦、比、興
賦、比、興是前人概括出的《詩經》的三種表現手法。朱熹說：“賦者，敷陳其事物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所謂“賦”是陳述鋪敘的意思，從本質上講就是直接描繪，直接抒情，直接鋪敘，如《氓》中“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比”是帶比喻性質的一種手法，如《碩鼠》中用“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作比;“興”是引用其它自然現象引起所要詠嘆的情感，有時甚至能起到比的作用，如《關雎》用“雎鳥”的鳴叫起興，引出詩人即景生情的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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